真与爱的交错:解读性学大师金赛
文章导读:《性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金赛传》(上下册)(以下简称《传记》)由印第安纳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休斯顿大学历史教授詹姆斯·琼斯于1997年完成的,历时25年。我深深地被它吸引了,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我惊奇于传记作者资料的详实,态度的客观,写作的耐心与思维的缜密。他不只是在写金赛,更是把金赛的时代尽情地展现给读者。 |
然而和许多人一样,金赛注定了要为性文化禁忌的内化付出代价。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可以直接套入标准的模型,还因为他从小就埋下了性异常的种子。他十岁以前接连遭受佝偻病、风湿病、伤寒的侵袭,导致长期卧床休息。这不仅使他无法掩藏个人的性隐私,也使他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间减少。因此一次偶然的地下室性嬉戏使他从此难忘。可能其他健康的孩子认为这很平常,但这于他却不仅是一生中的第一次“性事件”,还使他心里产生了犯罪感,因为这与宗教性道德不相符。但人的探索精神使他对性的好奇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增强,而且又增添了手淫和同性恋倾向的恐慌。紧接着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又有了受虐倾向,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在与克拉拉结婚以前他一直是在极度的性压抑中生活,而且在婚后的蜜月及其以后的几个月,由于双方的性无知和克拉拉的生理问题,他们没能进行性生活。这所有的一切使他不得不对性进行深入思考,为他以后竭力攻击传统性道德、排除一切障碍进行性研究、对各种性异常的人采取宽容态度埋下了伏笔。
社会塑造了个体,但当个体对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不满、当社会环境给他造成一系列困惑和痛苦并阻碍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时,个体便开始了改造社会环境的活动。虽然不同个体选择的视角、方式不同,改造的程度不一,但他们都在进行着。这就是主体客体化。在对性道德环境的改造方面,金赛所做的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除他之外的任何人。他在科学研究的掩护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性道德标准的改革运动。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偏离传统道德,甚至抛弃了宗教的束缚,撇开一切偏见,平等地看待性异常者:同性恋者、施虐受虐狂、窥淫狂、裸露狂、恋童癖患者、性倒错者、易性癖者、恋物恋兽癖者,他给予他们充分的同情和宽容。他为他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忿忿不平,为性犯罪者辩护,当他无力帮助他们时,他会泪流满面、伤心欲绝。到了晚年,金赛甚至对他一贯反对的乱伦也持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宽容态度。
金赛虽然抛弃了宗教,可从他对性研究的执着与狂热、对性异常者的宽容与尊重看,他实在是个彻彻底底的宗教徒,是耶稣第二。他是具有真正博爱精神的典范。从悲天悯人这一角度看,他更符合东方的圣者精神要求。他的研究除了要解除自己的痛苦外,更是要使得全社会的人都从性的束缚中走出来,免却他曾经历的痛苦。这难道不正是孔子的“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义吗?这难道不正是对佛家“慈悲”教义的经典阐释吗?真正的佛并不是不问俗务,佛的超越,佛的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入世,解救众苦,道家也是这样。佛要求弟子“难学能学、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金赛也做到了多半。只可惜,金赛是西方人,缺少东方文化对其心灵的滋养,有真佛的入世精神,却没有佛的出世心态,结局定为“俗死”。因此,当性研究因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经反抗无效而被迫阻断时,金赛的生命历程也到了尽头。因为金赛说过:“不能工作,勿宁死。”但不管怎样,金赛对性研究的执着,是源于其对生命的挚爱,对幸福快乐的人生的追求,对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热烈的深沉的爱。
正是因为有这至真至深的热烈情感为动力,金赛在“求真”(性研究)的过程中才会不畏艰险,取得巨大成就。正如琼斯在《传记》前言中所说:“金赛能以如此广阔的视角或触目惊心的细节调查人类性行为……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么我们能从金赛的性学研究历程、从他向真理攀登的过程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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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研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从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虽然整个社会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其内部已有性革命的暗流涌动。这时候社会已在暗暗呼唤对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便酝酿形成一种更宽容更自由的性道德标准。金赛适应了这一历史需要,所以才会有大学、科研组织和私人慈善基金会对他的支持。从中国角度看,金赛的性学研究是个人需要与整个文化的整体需要强烈结合的产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性的社会敏感性决定了只要社会环境一有风吹草动,性学研究就有震中反应。50年代随着两大阵营的对峙形成,西方社会把金赛的性研究与“红色恐怖”、“红色颠覆”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人反对,基金会、科研组织也切断了对金赛的资金支持,终于研究进行不下去,金赛走投无路,只好等死。时代成就了他,时代又要了他的命。金赛是无法理解的,他——一个一心扑在性学研究上的人,怎能透晓其中的社会政治利害关系呢?因此,一个人要想搞性学研究,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适时地保护自己,以维持研究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