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卷葹》看现代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
文章导读:女性性爱意识问题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是“五四”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卷葹》中冯沅君用文学之笔强烈表达了五四时期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向往人格自由,对自由的性爱、情爱的大胆追求,争取平等做人的权利。 |
冯沅君在《旅行》中细致地刻画了一对相爱至深的青年男女为“完成爱的使命”,一起乘坐火车进行旅行。在途中“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而在外地一家旅馆过夜“第一次上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的情景是:“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低着头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刻多钟。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剩最里面的一层了,他低低的叫我的名字,说:‘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他好象受了神圣尊严的监督似的,同个教徒祷告上帝降福给他一样,极虔敬的离开了我,远远的站着。我不用说,也是受着同样的感动——我相信我们这种感动是最高的灵魂的表现,同时也是纯洁的爱情的表现,这是有心房的颤动和滴在衣襟上的热泪可以作证据的。他把我抱在他怀里的时候,我周身的血脉都同沸了一样,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彼起此伏的乱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了。”而结果是:“我们的爱情肉体方面的表现,也只是限于相偎倚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吧。……饮食男女原是人类的本能,大家都称柳下惠坐怀不乱为难能,但坐怀比较夜夜同衾共枕,拥抱睡眠怎样?不过我以为不信我的话的人并不是有意轻蔑我们,是他不曾和纯洁的爱情接触过,他不知道爱情能使人不做他爱人不同意的事,无论这事是他怎样企慕的。”(《旅行》)主人公以纯洁神圣的爱情谴责了世俗之心:“呵,可惜人类的心太污浊了,最爱拿他们那卑鄙不堪的心,来推测别人,不然我怕没有一个人,只要他们曾听过我们这回事,不相信并且羡慕我们的爱情的纯洁神圣的,试想以两个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年,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探之外,没有丝毫其他关系,算不算古今中外爱史中所仅见的?”(《隔绝》)对少男少女守身如玉的赞美,正是作者性爱观念的体现,而这种性爱观也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浪漫型的爱情”,“这种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一种本身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但是这种浪漫型的爱情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内容方面它缺乏自在自为的(绝对)普遍性。它只是个别主体的私人情感,其中不包含人类生存中的永恒旨趣和客观内容意蕴,例如家庭、政治目的、祖国、职业、社会地位、自由和宗教等方面的责任。“但是在反封建主题下,大多数研究者们将这种行为与封建”性丑观“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郁达夫的《沉沦》大胆喊出了”性苦闷“之后,她还在以灵至上,不敢涉及灵肉一致的禁区,对性欲分寸感的过分夸大和解释,使得女性的性表达停滞于社会文化潮流之后,是在无意中泄露了她潜意识中深恐遭到传统伦理道德指斥,畏惧被传统群体规范抛离的胆怯心情。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在是五四运动以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首推的是“反封建”,而放在今天来看,从性爱健康教育的角度来看的,婚前性行为的抑制也是现代性爱行为所提倡的。
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说过:“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对于女性作家来说,这种呼唤往往来自于她们对自身价值的审视,而对自身价值的审视又总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意识密切相关。冯沅君对于女性自我情感、自我欲望的大胆披露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作家身体内的声音。通过她对“五四”女儿们“娜拉出走”行为的书写,“五四”女儿们为争取爱情自由而从“父之门中”出走“行为才得到了正面的表现,“五四”女儿们同封建传统正面交锋、决裂的“娜拉”形象才得以进入文学。这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抗拒父权中心文化对自己的塑造,以一种听不见的方式传达自己的反抗意识。在文本中将女性情感毫不掩饰地加以直陈,塑造了一个把爱情中灵的因素高扬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上,把恋爱双方的禁欲视为爱情高尚纯洁的要素而引以为自豪的新女性,她们不再是任社会习俗摆布的男性的附属品,而拥有了女性自己独立生存的话语权,但在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发展的勇敢外衣下,也包藏着一颗谨慎之心。虽然已摆脱了传统规范的教化,具备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种反封建的意识又暗示出某种不安的征象,行为言行与社会规范的要求是否要一致的矛盾心理,因此在对异性对象的审视上,男性的形象十分模糊,正如刘思谦所发现的,冯沅君笔下的男女青年,是“复数主人公‘我们’”,“他们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行动而是两个人合成—个高度协调—致的共同体在行动。”
作为五四时期的作家,对自由的憧憬,使得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理性情绪和审美情绪大都是激动的,兴奋有余,理性思索不足,自由的意识只是初步的觉醒理想的追求,既虚幻又不坚定,在遇到复杂的生活现实时,它的局限性就很快暴露出来。虽然认识到“破坏我们中间的爱情的,是两个不相容的思想的冲突,假如以后这样的冲突不消失,这种惨剧,决不能绝迹在人类的舞台上。”(《隔绝之后》)因此在对自由的追求中,过多地呈现出激情和冲动的特点,理想幻灭之时,便表现出浓浓的感伤情绪,情绪化的特点异常突出。“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隔绝》)纟隽华服毒自杀的结局,说明了冯沅君将注意力不是放在怀疑真实爱情的虚幻,而是更多地放在了反抗父权压制,放在了女性对社会、传统的背叛上,在绝无退路的反抗中,女性甚至表现得更加勇敢、执着和义无返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如此勇敢坚决直面人生,着实为第一次。
冯沅君《卷葹》的意义在于写出了和传统文化有着亲情的“五四”女性反抗命运时的艰难心态,她的叙事特色在于对青年男女炽热的性爱的表现,是一位“大胆的爱情故事作者”(夏志清语)。在当时“争写恋爱的悲欢”(鲁迅语),她的作品从女性视角写出对知识女性关于恋爱方面的心理变化,对现代性爱的追求,浓烈的反封建意识。沈从文曾将淦女士同冰心作过一番十分贴切的比较:“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而不无小小的失望;淦女士的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虽然她“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自己,因此淦女士的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她拉开了现代女性探索性爱意识的序幕,这种”卷葹般拔心不死“的精神着实鼓舞了一代女性奋勇前行,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莎菲在性爱的男女位置上,掌握了选择的主动权。莎菲用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来渴求凌吉士的甜蜜的吻,希望”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把觉醒了的青年女性的性欲,热辣辣地表现出来,如实表现性欲的自然性,充分肯定其欲求满足的合理性,大胆张扬其生命体验的甜蜜性,使女性的性表达取得合乎情理的地位,达到了灵与肉的统一,中国现代女性性爱标准由此诞生。
(来源于《中国性科学》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