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壁偷光_复旦同性恋健康课程人文报告
文章导读:目的:探索国内首门同性恋健康课程的人文效应。结果:两年来共有5位研究生选课,但每次大课的平均听众人数约100人。着眼于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教育模式的反思。本课程从防艾出发,围绕同性恋健康话题,着眼为医学学生补上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一课,在任课老师、选课学生、听众和受众、大众和小众、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中引起不同反响和深层感应,并得益于名师的人性感召和新颖的课程设计。建议:国内医学教育改革应学“孙子用兵,以一当十”,用“人文一社科一生物医学教育模式”来把握和思定,重在人文情怀和社科素养的培育而不把医学学生当做人文社科学者来培养,使之更具可操作性。 |
虽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早就被当作“现代医学模式”并逐渐为主流医学所推崇,但当今中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课程结构仍被生物医学模式所主宰,这一状况基本上与20世纪初别无二致。为改变这一局面,国内学者多年来在医学教育领域进行过不少颇具力度的改革和反思,但并未成大势。穷则思变,本文介绍从2003年秋开始,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另辟思路所进行的一次尝试。
1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复旦大学研究生学分课程《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为了深入剖析课程运作与影响,主要采用参与性观察、深入访谈和文献阅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为课程组织者,我们将参与性观察用于观察分析课堂教学和实地考察,登记选课、听课的学生以及统计旁听人数,并在课前或课后共对28位师生、听众(含同性恋者)和记者进行了非结构式的深入访谈,文献阅读范围为课程组织资料和课程表、平面媒体文章、网络媒体反馈及听众来信。资料收集时间从2003年10月16日-2005年8月16日。
2 结果
2.1 课程表与课程结构
2003年10月22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正式开课,课程编号为2224。共27学时,1.5学分,一般3学时/周,可必修或选修,每年秋季开课。
课程以同性恋健康问题为中心,以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围绕性(sexuality)理论、性行为与健康社会科学,采用跨学科视角进行设计,着重加强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社科训练。因此,在每年安排的9次课中,一般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安排5次左右的公共主题,从公共卫生领域安排4次左右的健康主题,多从预防艾滋病切入,且每年至少保证一次实地考察。
教学方法主要为大课、专题讨论和现场见习。教学中着重面对面交流、双向交流、课堂问答与讨论,鼓励通过案例、故事和录像来演绎和阐述理论与观点,鼓励适合医学学生知识结构的深入浅出式讲解,尽量避免以理论教授为中心、面面俱到式的满堂灌输。
2.2 师生与听众
为本课程授课的名师、专家或知名人士有:当代文学家自先勇先生,知名学者李银河教授,中国性社会学引火者与“红灯区”研究奠基人潘绥铭教授,中国同性恋研究与健康干预杰出先驱、首届贝利马丁奖得者北川教授,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及2005年当代中国青年领袖杜聪先生,知名作家童戈先生,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总协调人、《桃红满天下》总编二言先生等。
约2/3的任课教师为同性恋,其中包括国内第一位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学者秦士德教授,沪上第一位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律师、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周丹先生等,亦包括不少防艾一线的同伴志愿者或活动家如袁子能、顾先生和沈 Rager。另外,还请到了一位男同性恋(牧羊)的父亲孙先生和一位在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知遇了男、女同性恋的史女士,一同讲述他们对同性恋的切身感受。
2.3 选课研究生
2003年,1人;2004年,4人。其专业为:流行病3人(艾滋病方向),社区卫生2人(慢性病方向)。
2.4 每次大课的听众人数
2003年,均数89.9人(标准差64.2,全距28-225);2004年,均数114.0人(标准差63.5,全距32-265)。选课人数与听众人数之比:2003年为1:90。2004年,1:30。值得一提的是,2年来均为李银河教授的课听众人数最多。实地考察由于场所和交通工具所限,2003和2004年分别安排了21人和17人。
两年听众总数为1745人,其中在登记表上填表登记领资料的有753人。填表者中,约2/3为医学学生(因开课地点在复旦医学校区),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专业遍及公卫、基础、临床和药学所有学科,亦包括各大附院和公卫、CMB和全科医学各主要研究生班的医生或研究生。其余1/3来自复旦本部、上海各大高校或研究院所,专业遍及文理各主要学科。
部分听众为复旦本部如“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还有上海市妇干校等院校的教授,上海市、区疾控中心或卫生局的专业人员,区妇联、热爱家园、中艾资讯、男/女同性恋网站、智行基金会或上海乐宜等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志愿者,有些听众来自北京、武汉、广州、郑州、湖州等地,亦有为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另外,还有25位记者,包括沪上多家日报、周刊和电视台中英文栏目的记者,以及北京、香港和英国的记者,但并非每位到场的记者最终都有报导,反之有报导者亦不一定都到场。
据知情人观察,部分未填表者来自沪上男/女“同志”社团或亲友。不止一次,有时站在后排旁听者多为男“同志”,因结伴而至、迟到而没有座位。课后,他们余兴未尽,一起去餐厅酒吧再聚一堂,如过节一般。
2.5 任课老师与选课学生的反馈
张北川教授认为,复旦的同性恋健康课开创了中国高校之先河,让在同一领域工作的所有人“无不交口称赞”。秦士德教授对课程的直接感受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并亲自为课程设计了概念框架,一再把课程发展方向直指性学,认为“性学将是与数理化并列的新学科”。从网上下载2003年课表后,社会学出身的童戈先生认为课程设计是“综合性和温和”的。课程提议者与赞助者杜聪先生认为,开课并非、也不可能“推广同性恋”,但有助于消除歧视和减少无知。智同相信本课程意义深远。实际上,所有任课老师都高度关注或赞同课程,原来怕届时“请不到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
2003年唯一选课的周同学(流行病专业)说“课是导师帮选的”,坦言作为一位“绝对异性恋者”课前对同性恋“是有恐惧心理的”,课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写道:“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这是人际交流的基础”。
2004年选课的顾同学主攻社区卫生,承认课前他在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同性恋”,是导师让他“开拓一下思路”才选的课。当课程邀请公开身份的同性恋人士来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社团生活时,他开始质疑自己曾考得90多分的《精神医学》上对“性心理障碍”的归类,且用“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来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跟他研究方向相同的一位女同学则坦言“我知道我不应该歧视同性恋,但仍实在接受不了‘娘娘腔”’,后来确实“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另两位流行病研究生,一位用周丹律师讲课时提到的一个术语“同盲”来自嘲课前的自己,另一位则认为从上课中所学到的社会学知识对自己今后从事现场调查“非常有用”。
2.6 听众与受众的反馈
课后反馈首先集中在社会责任和人生感悟上。怀着好奇之心,妇幼卫生的研究生张同学几乎每课必听,她原来“看不惯”与自己不同的人,课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宽容了”,并写信给智同说:“同性恋是弱势人群,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心。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多位研究生和本科生亦表达了相似的意愿,或以志愿者方式服务社会实践和相同的社会责任感,或表达自己新的生活态度。一位刚入学的研究生这样写道:“live and let live(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旁听了这么多精彩的讲座后,才深深体会到简简单单这一句话里所包涵的无限宽容,不仅仅是面对艾滋病人和同性恋,也应该是一种平和宽容的人生态度吧!周围的同学都说,我们这些讲座在校园讲座里最受欢迎,也最能引起同学共鸣”。
一位本科生在感叹自己“幸运来了复旦,幸运在枫林读书,幸运遇到有这样的课在讲授”的同时,说李银河的“声音及讲述方式就让我想到一个词‘慈祥”’,“白先勇老师的课,文学写人性;文学存在的理由,诠释人性;这是读书以来,我听到的最难忘的课;他讲话的声音轻,所以我用心在听”,“大三了,课程一门门读下来,我仍是不知公卫人可以做什么”,但“这学期,在您的课上学到的最多,学会宽容,学会谅解,学会正视生活,学会用一点一点的努力来做一点一滴的事”,知道“亲情、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可以做医学做不到事,也引导我思考面对病痛时,医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开药方——医者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也一样必要。”
实际上,听众的反馈丰富而多样。一位社会医学的研究生有感于“许多在这一领域中的名人大家风范,不仅是他们的学术让人敬佩,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人做事的观念、精神深深感染着我”,另一位预防医学的女研究生则是这样告诉《南华早报》记者的,“这方面的信息很缺乏,所以我总是尽量每次都去听课。因为课程吸引了众多学生,有时在教室根本就找不到空位子。”在听众的来信中,大学生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受益非浅”和“精彩的课程”,而有工作经验的人则多用“一流的学者”和“讲座质量之高”来陈述,或从课程深度和广度谈感受。其实,2003年的课后,就有学生上门打听2004年的课程安排,而在2004年的课后,又有不少人早早打听2005年的课程了。上一年度选课学生旁听下一年度课程的事也很常见。
当然,学生对同性恋的认识得有个过程。因此,双向交流不仅发生在上课、课间和课后的教室里,发生在跟教师讨论学期论文时,还多次令人意外地延伸到宿舍里,延伸到校园外。几位有困惑和不解的女研究生,没有当场跟任课教师直接交流,而是选择了课后与课程组织者交流,其中一位说:“我感到头脑很乱,不知道明天(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悉心沟通由此开始。
2.7 同性恋社群的反馈
来自同性恋群体的反馈及时而直接。通过在网上和朋友间收集反馈意见后,一位男同性恋者2003年底是这样写的:“首先,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我们被复旦公卫学院的勇气和胆识所打动,并认为在大学中用科学的态度来讨论同性恋有助于改善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最后,建议课程不仅在医学学生中开设,还应开设到所有的大学生中。”实际上,不难观察到同性恋与异性恋对同一话题的不同感受。一位来自浙江、并未把自己的性取向告诉同事和父母的中年警官说“课程使我们生活有了改观”,“我已经对同性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今后,我将更坦然地走好人生的路,无论它是否坎坷”,“想不到吧——你们课程的意义其实大着呢!”。虽说孙先生的课“乏味可陈”、史老师的课如“隔靴搔痒”,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被他俩的故事所打动。
幸运的是,迄今所收到的百余封来信没有一封是负面的,其中2/3在表达感谢、索要课堂讲义,尤其是知名学者讲稿,或询问课程安排;98%为电子邮件,仅有两封来自同性恋老人的信函。2003年底,一位毕业于41年前的复旦校友来信“感谢母校对我的宽容”,并撰文针对12月26日《扬子晚报》文章《我如何走出同性恋泥潭》呼吁社会“需要科普”。2004年底,一位年愈六旬的邮局退休职工在一封带有回寄邮票的长信中,讲述了自己把同性恋当做病来治的30年惨痛经历,说身居东北,从《特区青年报》上得知复旦开课,“这弥足珍贵的信息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深知“人格和尊严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根源!”呼吁让人“至少像个人样的活着”。没有负面来信并不等于没有负面的反应。一则在复旦BBS上短暂出现后即被版主删除的帖子,不仅呼吁校方不让课程组织者“申报科研项目”,还对课程组织者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让看过该贴的一位博士生事后仍不愿复述,三缄其口。
2.8 传媒、互联网及“朋友项目”的反馈
获悉开课消息的东方卫视记者,于开课的第一天便到场采访李银河,3天后即用“复旦开出艾滋病和同性恋课程”的方式播出英文新闻,时间为2003年10月25日。11月17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记者采访秦士德,3天后以“性革命由大学课程推动”为题见报并配发社论,称为“破冰之举”。
第一篇中文报导、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中文整版的报道,来自《东方早报》,标题为“寻求宽容:同性恋课程复旦开禁——中国同性恋群体渐渐走出冬季”,时间为2003年11月20日,于正式采访13天后见的报。
第一则英文电视主题新闻由东方卫视同一记者采制,于2003年11月28日在央视国际频道“今日上海”栏目、上视时尚生活频道、第一财经和东方卫视先后播出,此时离其首次课程采访已有37天。2003年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今日北京》对课程的报导以英文为主,因为《复旦青年》是校刊,香港《文汇报》和《生殖健康要略》并不由大陆发行。实际上,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曾在开课的第一年联系过采访,但待其告知课程组织者决定派出节目摄制组时,离当年最后一次课的上课时间只有1小时了,故最终并未成行。故此,第一则中文电视主题报导于2005年1月12日方才播出,由上视时尚生活频道于第二年课程刚结束时采制,而第二年课程报导风格变为以短小为特征,包括中文的上海《青年报》、《外滩画报》、《申江服务导报》和《新民周刊》,及英文的《上海日报》、《这是上海》等。
分别以百度和Google为搜索引擎,以“复旦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或高燕宁或杜聪)”高级检索为主,以“复旦同性恋课程”常规检索为辅,于2005年4-7月间进行多时段检索,共检出1838个报导或提及本课程的中文网页,并于2005年8月16日以“复旦首开本科生同性恋研究选修课”为检索词做常规检索,于百度中再检出231个中文网页,二者合计共2069个。
此外,在国内最大的同性恋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中,2003和2004年均有“要讯”简介本课程,指出“我国名校开课讲授同性性爱现象,是一个突破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