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自身的生产
文章导读:彭晓辉(1957-),男,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性学教授,从事性学研究和大学性教育20年,代表著作《性科学概论》(主编,2002)和《人的性与性的人——性学高级教程》(与美籍华裔性学家阮芳赋教授合著,2007),发表的论文涉及性的生物、心理和社会人文多个层面。曾任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学术任职: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香港注册)副秘书长、协会期刊《华人性研究》(美国注册)主编;亚洲大洋州性学联合会(香港注册)会员;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理事、性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中国性科学》副主编。 |
近年来,就中国的生育政策方向,何去何从?多学科的众学者多有阐述,有长期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的学者易富贤先生来信,询问我对现行人口的政策观点。具体谈一点自己感性认识,作为现行阶段个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总结,也是一个“有问必答”的尊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了人类的两种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动力是生产力;人自身的生产的动力是性。这就是我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所谓“双动力学说”。
自然法则,人自身的生产毋需人为调节,自生自灭。生物科学和医学,为介入人自身生产和延年益寿提供了得力手段:(1)辅助生殖技术解决不孕不育;(2)接生技术改进,存活率提高,甚或早产儿存活;(3)农产品高产优产(蛋白质增长);(4)疾病防治,提高人口平均寿命。
生物和医学技术直接调节人自身的生产——提高人口增长率并增加人口。我称其为“人自身生产正向调节”。控制人口数量属于 “人自身生产负向调节”。“正向调节”运用微观技术手段,“负向调节”只能用宏观手段(例如英国历史上的“炮舰殖民”和中国大陆的“计生政策”)。
随着社会的演化,人不可能在自然疆域内繁衍,而是被限定在“国”的 “金箍棒”划定之圈内,即使没有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些“国”内的人口注定会膨胀到不能容纳的程度。咋办?理想的状态是打破“国”的疆域,自由迁徙。那么,世界必须大同。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同意吗?
生育观念为何在“国”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越穷越想生,越富越不生?原因是多元的。至少和国民的教育程度大有关系。文明程度高者,会体贴他人的需求,倾向于利他行为;反之,倾向于利己行为。在人口的认识观上,提高文明程度,是否会“自我约束”自己多生?肯定的。
于是,个人赞成通过改善各种资源配置(如生活资料配置)和教育来达到人们在生育观上的利他行为:“自我约束性生育”,而不是采取明倡暗制的“强制约束性生育”。
中国大陆至今的人口数量与国力的维系是否协调?本人确乎还不能识别,只能以一个性学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认识:两个是基本,维系自然的更替是现阶段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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