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社会因素对中医妇产科学发展的影响
文章导读:中医妇产科学在明代深受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收集大量有关于中医和中国历史的资料,整理、归纳了影响明代妇产科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揭示了封建礼教、社会思潮、人口增长、医学教育等社会因素对明代妇产科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阐述了明代妇产科学的发展特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当重视各种社会因素对当今妇产科学的影响,并且继承和发扬古代医者的进取和奉献精神。 |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此时统治者依旧以推崇封建礼教来束缚人民,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思想也随之开始解放。明代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成就,西学也在此时有所传入。中医妇产科学在此期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社会发展史和医学史相结合的文献研究方法,将明代不同的妇产科著作中涉及对妇产科学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社会因素的描述、论述摘录整理,并从其它历史资料中收集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力求尽可能接近原貌地反映历史,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促进当今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 贯穿始终的封建礼教约束产科发展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将程朱理学奉为独尊之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势力对妇女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自建国之初,统治者便大力提倡妇女的贞节思想,并通过行政手段,表彰贞女烈妇,确立并完善旌表制度。《大明令·户令》有这样的记录:“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明显是从物质方面推动妇女守节。明代贞节女人数为27141,烈女人数为8688,远远多于其它朝代。此时的《内训》、《女范捷录》、《闺范》、《闺戒》等女子教科书,更加具体而繁琐地规范妇女的道德与行为。全社会几乎都把贞节看作是妇德的第一标准。“妇德”的其他内容相对被淡化了,形成了片面的、畸形的唯“贞节”的妇女观。此时的“贞节”也由过去的人格自尊转变为生理上的不失身,而对其的强调与偏执,最终导致妇女与男性有细微接触也要殉节。封建礼教对明代妇女的毒害严重地摧残了其身心,造成社会上节烈现象的大量出现,但多数是出于道德是非的强制,并非妇女自愿。从民间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对于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的大量记载中,都可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万历年间到中国传教的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里提到:“街上看不到一个妇女,哪怕上了年纪的也不外出,公开露面的妇女终身受谴责。男人也不许到女人家去访问她们。”
在当时,女性的医疗、生育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三姑六婆”来完成的,如“医婆”、“女医”、“药婆”、“医妇”、“稳婆”、“产婆”等,道姑、尼姑、女巫或为做善事或为争取信徒,也参与到医疗当中,其中以“女医”、“医婆”为常见。明清时期,许多民间妇女求医问药的首选就是女医、医婆这一群体,生产则要依靠“稳婆”、“看产之人”,因为女性医者能进入闺阁——这是男医们所缺少的先天优势。女性患者在接受男医诊疗时往往碍于男女有别,顾虑个人隐私,所以多少会有所隐瞒,导致病情拖延,而男性医者也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存在先入为主的成见。明代最著名的女医谈允贤,医术高超又品德高尚,著有《女医杂言》。外国学者费侠莉对比她和明末扬州儒医程茂先的医案,发现谈允贤对女病人情况的了解常来自目视与口问,而且沟通良好,这正是程茂先通常感到最无能为力的,他与女患者始终隔着藩篱,如若信息不足则只能求助于女患者的男性家属。闵齐伋为《女科百问》写序时提到:“望闻问三事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女妇……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医危,不问则病危”。这些现象暴露出男医家和女患者对社会性别规范的自觉遵守,他们都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地面对病情。
虽然有医术高明的女医,但总体而言,当时的女性医疗工作者良莠不齐,其中有很多未接受过医学教育、单凭经验接生的稳婆,甚至还有庸医,如李东阳在《记女医》中记述京城女医“不辨方脉,不能名药物,不习于炮炼烹煮之用”。很多医案中也常出现因稳婆无知而导致的产后病。虽然这些论述中不乏有男医对女医的偏见,但是从王化贞在《产鉴》中所言的“闺帏秘密,望闻有所不及,巧工有所不尽,往往寄命于俗媪狂巫之手……轻用其愚,以致母子俱殒”,以及明代医家萧京在《轩岐救正论》中“世间有等痴愚蠢汉,以妻外家子女之性命付之医婆之手,被其妄治伤生者众矣”的论断,可以看出的确有医术不精而害人性命的医婆,因其“目不识丁,手不辨脉”。所以明代医家也重视对稳婆的挑选,张景岳就明确提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成忠厚者……若未有紧阵,不可令其动手”。当然,当时的男性医家如薛己,也会向有经验的产婆学习,遇到产妇胎衣不出时,他“常询诸稳婆”,而明代名医武之望和万全也分别在他们的医著中记载了产婆在产妇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自宋代《十产论》之后,涉及产科的很多书籍基本上都着重于总结辨证论治以及用药的经验。明代医家针对难产虽然用药经验丰富,如《本草纲目》中“凤仙子二钱,研末”用于产难催生,但在处理手法上没有更大的突破。在明代中后期涌现出一大批妇科学代表著作如《妇科撮要》、《校注妇科良方》、《万氏女人科》、《广嗣纪要》等,而产科学的著作却寥寥无几,只有成书于1618年的《产鉴》可作代表,其记述了妊娠及产前诸证、临产须知、分娩中异常情况处理及产后诸证治疗。另外,原先妇产科书编写体例为:胎、产、经、带,如《金匮要略》、《脉经》、《千金方》等,到明代则变成经、带、胎、产的顺序。然而同一时期,以男性医生及男性助产士为王室成员接生为标志,欧洲的产科开始由经验向医学转变,在中国可以说是由医学倒退回纯粹经验,没能更好地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是一则男性医者碍于礼法普遍缺乏产科经验,二则实际能参与产科实践的稳婆、产婆,很少能接受教育,像万全在《幼科发挥》中提出的“以火燎而断之”、“以火烙之”等断脐法,她们普遍不能了解到,所以以她们过低的文化素质不足以发展产科,而且虽然女性医者对女子的生理病理更为熟悉,能通过实践经验增长医术,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她们因女性身份而经常被看轻,不能掌握话语权,故少有论著问世。封建保守的思想虽然在明代后期遭到谴责,但是终究是主流思想,并且深深地阻碍了产科学的发展。
2 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医学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明代初期,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和扶植工商业,实行了一些新的改革,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造船术的发展和郑和的七次下西洋,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往来和中外医学科学的交流。明朝的宝船两次远航至祖法儿国,祖法儿王派人用“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交换明朝的特产,其中一些药物在妇科中也很常用。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普遍发生,这种新的形势也推动着医学的发展。明代著名医家在地区分布上集中于江浙一带,在时间上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因为江浙地区有着发展科技文化的最好基础,以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南京为代表,当地手工业相当发达,尤其是纺织、印刷等。明代的印刷术较元代又有改进,加之此时人们用线来装订书籍,线装书既便于阅读,又不易断裂散开,非常先进,所以医学书籍的刊刻出版业在当时也很兴盛。经济发展后,朝廷在政治上难保清明,明代科举制度曾盛行一时,但在嘉靖以后,朝中奸佞当道,贤路闭塞。朝廷的腐败使大量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参与朝政的信心,故弃仕途而转习医学者大量出现,大约因为医学职业能体现儒学“仁爱”价值观,且有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名言激励。李时珍也是多次参加科举失利才转而学医,其著作《本草纲目》中特辟妇产科一栏,记录了数十个妇产科药对,如荔枝核和香附配伍治血气痛,附子同当归煎服可通经,黄芩同白术为清热安胎圣药等。首提命门在两肾之间的孙一奎,也是“舍业而事方术”的一员。“弃儒从文”的风气使得医学队伍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提高。总之,以上这些因素对妇产科学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