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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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学:常态VS变态
最近20年,与性心理学有关的社会思潮的最大的转型,是对一些过去认为是变态行为的重新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同性恋的了解与宽容。
与性哲学和性伦理学的变化不同,对同性恋的认识的变化主要来自科学研究及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改革开放前,同性性行为还是一种流氓罪的惩治对象,一般人把它看作道德败坏。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虽然对不指向生殖的同性性行为的评价是负面的,但对并不挑战儒家性文化同时保留结婚生子功能的同性恋,社会氛围还是相对宽松的,一般只把它看作是荒唐的,而不像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那样视其为极大罪恶。1949年后,泛道德主义治国思想成为潜在法则,也成为了普通公众的性观念源泉,同性恋生存空间比历史上更严酷。
压抑的强大力量并不能消灭同性恋本身。只是使它在暗中滋生。比如,类似金庸先生的小说《笑傲江湖》对同性恋的描述反映了也强化了普通人对同性恋的认知。白宫练葵花宝典这种最高的武功,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禁欲的深层底蕴,反映了性欲伤阳的观念。不过白宫后变成同性恋则反映了对同性恋的无知。但如果不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反映的正是民间的共识。
迟至80年代,医学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还把同性恋看作性变态。但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布,以及学术界开始与国际接轨,同性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1989年的全国性文明性调查发现,同性恋的实际发生率及其评价均超出预料。我们后来所做的调查和其他学者最近的调查,反映出中国社会对此认知与宽容的更明显的发展。2001年中国精神科学会表决,将同性恋从变态心理疾病中去除,反映了学术界风向的转变。中国公众对科学的普遍敬畏和传统道德主义的平衡形成了当下对同性恋现象认识的主要背景。
艾滋病的威胁是中国社会对同性恋宽容的一个原因。更深层的人权以及性权利的诉求将使得这种宽容反映中国社会性文明的实质进步。
应该指出,中国的学界和医界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变态。但可以肯定的是,发展的趋势,将是这种观念的逐渐退缩,主张非病非错的观念会赢得更大范围的支持和认同。
与性哲学伦理学情况不同的是,学术界的转向并没有同时带来公众的与时俱进。这倒未必是与心理学相关的文化转型特别困难,一个原因在于问题的科学性质需要科学新知的普及才能解决,另一个原因在于同性恋者毕竟属于少数族群。后者大约是难以变更的,而前者却并非大难事。随着有关科学界的共识逐渐变成公众的常识,这一领域的文化转型将加速进行。
性公共管理:管理VS扫荡
从性的公共管理的角度说,对性产业(狭义)采取扫荡还是管理的政策,可能是我们社会面临的重要难题和困惑。
区别性的私人与公共领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干预退出私人领域,是性的社会管理的重要转变。去年陕西发生的一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察强制执法后被纠正的事件,引起全国范围的强烈反响,这是性的私人领域不受公权干预的标志性的事件。
对于涉性的公共领域的管理,也在发生从德治模式向法治模式的转型。我们知道,对涉性公共领域的管理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法律杠杆、行政杠杆,经济杠杆和道德杠杆。道德制约和行政措施曾经是性的社会管理的主要杠杆,现在正在逐渐过渡到以法律管理为主。这领域可能是社会争议最大解决起来最困难的问题,同时又是最紧迫最不能久拖的一个问题。
性产业的抬头与发展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我们应对的办法是因循20年前的老路。近二十年来事实上存在和逐渐蔓延的地下色情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腐蚀了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黑社会的猖獗,性病的碓以抑制的传播,社会风气的败坏等大量的社会问题以及腐败和各类犯罪。严厉打击是我们对待性产业的一贯方针和措施,它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问题在于,在不断的“扫黄”打击下,实际上性产业的势头不见衰落反而愈加猖獗。确实,1949年后我们曾经在很长时期基本上消灭或控制住了地下性产业。但这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代价来达成的。其中最基本的是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人,在几乎所有社会空间的自由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今天,我们既不愿意再回到从前也没有可能回到从前。因此,在新的条件下思考对策,在两害中间权衡取其轻就成了我们不能不面临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综合的社会管理的思路开始提出并在有些地方开始代替单纯的扫荡对策并付诸实践。
比如说,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是地下性产业的严重后果之一。对此,公共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靠降低安全行为的“成本”(如免费提供安全套),另一种是靠提高可能传播性病的行为“成本”(如打击卖淫)。对于前者,社会争议很大,双方都有道理。面对公共安全,公共伦理要作出新的回答。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民日报2003年4月27日)这不仅应该是抗击SARS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成为整个公共安全和公共政策的指导思想。公共政策要以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尤其是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依据。反之,置某种传统道德于公共安全之上,认为即使牺牲公众的安全和生命保障也要坚守某些道德教条,其道德教条的道德性本身就值得怀疑。
我们应当把控制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播当作性的社会管理基本原则。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其他的要素应置于次要地位。全面改变扫荡的对策还不容易获得认可。但是部分的改变则不能等待而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在某些场所发放或者鼓励使用安全套,就是一个虽有争议但社会已经有承受能力的举措。
性的公共管理学是个还没有开拓的领域。因此,与前面的三个领域相比,它的转型可能发生得最慢。但因为这一领域更多的表现出政治精英(政府)与社会精英(科学文化界)主导的特点,转型一旦发生,也可能阻力相对较小,成效相对较大。《中国性科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