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性心理对产后避孕措施的影响
文章导读: |
当今,教育青年具有文明性行为,包括对婚前性行为自控的教育及提高婚后夫妇性生活满意感,已成为生殖健康及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展这方面的教育不仅能推迟青年发生性行为,还可使婚后夫妇主动参与避孕及避免失败。发达国家调查显示避孕套及口服药为当前欧洲青年的主要避孕措施,然而,避孕行为随对象的性行为有所差异;如有性情趣妇女的避孕行为更趋多样化。由我们对上海市近7,700对八十年代末初婚夫妇婚后5年内婚姻满意感的分析显示:对性生活有较高有较高满意感的夫妇对婚姻也有明显增高的满意感,多数性行为变量对夫妇婚姻满意感具有“非性学”的意义。不同性行为及性心理状况夫妇其产后首选避孕措施的行为也可能有所差别,迄今为止,国内尚未见该方面的深入研究。鉴于已有对该队列夫妇婚后性行为及性心理状况的详细资料,就为进行该方面的深入分析提供前提。
一、材料与方法
1.对象来源:来自上海市卢湾、虹口两区领结婚证书的初婚夫妇。从1987年8月到1988年8月到该两区登记的1万5千对夫妇中随机选择并于婚后3个月时共访问7872对。以后于第15个月及5—6年时再分别访问到7826及7693对。5年随访率达98.4%。
2.随访内容:对婚后5年内家庭状况的变迁及避孕、生育史等进行了解外,对性行为的敏感问题在询问医生指导下,夫妇双方填写自答卷。仅6.4%(493例)的丈夫及2.5%(194例)的妻子,分别未填写有关夫妇性生活的自答卷。在分析产后夫妇避孕部分时,那些到第3次随访仍无孩或于产后仍未恢复性生活的夫妇均未包括在分析对象中,最终有7101对合格夫妇进入本文的分析。
3.数据处理:三次访问的数据经手工及机器严格逻辑校对后,分别输入VAX小型机及Compaq486微机。用Foxpro软件建立数据库后,将所有数据与新婚调查的数据相联结后应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其中多项分布Logistic模型是用sAs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经单因素X2检验初步筛选出有意义的11项变量,再拟合多项分布Logistic总模型。夫妇首选的避孕措施归为6大类(或组合):安全期,避孕套,体外排精,安全期与避孕套合用,口服药或杀精剂及宫内节育器(包括人流后放置)。以首选宫内节育器的夫妇为参照组,其它5类避孕措旎分别与其进行比较,计算它们的回归系数p值及显著性水平,再估计具不同特性的夫妇产后首选该6类特定避孕措施的调整使用百分比。
二、结果
1.具文明性行为或有较多性生活情趣的夫妇产后不倾向首选宫内节育器:(IUD)。表1示所选11项具不同赋值特性的夫妇产生首选6类避孕措施的调整百分比。经最初拟合Logistic模型,发现双方对性在婚姻重要性这一概念性看法对夫妇产后道选避孕措施无明显影响。由对夫妇婚姻满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已表明,认为性在婚姻有重要作用的夫妇,其婚姻满意感有明显增加,这与影响夫妇性生理满意无关,而主要影响夫妇情感的沟通。为此对防止夫妇受孕而采用避孕的行为也可能因此无明显影响。由“婚礼前性行为”及“产生恢复性交时间”两项变量的调整百分比分布可看出凡于婚礼前无性行为或产后4个月内即能恢复性生活的夫妇(有19.2%的调查夫妇在产后4个月后再恢复性生活的),明显不倾向首选放IUD,而能根据自身的性状况首选安全期,避孕套,体外排精,口服药或合用安全期和套。这就提示有文明性行为及性情趣的夫妇,在产后首选避孕措施时亦更表现得主动、及时及多样化。
2.具性情趣的夫妇在产后首选非IUD的避孕措
施时表现多样化,但非都能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表1可见总的趋势是性活跃夫妇不倾向即放IUD(包括人流后放IUD),但并非都能合理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有多种(3种及以上)性交体位的夫妇(占总人数的9.6%)明显多愿用避孕套与安全期合用,其次为单用套而非放IUD,可能该类夫妇因怕易受孕而愿用“有效”的合并措施。
2.欢喜非仅夜间(多还在清晨)有性生活的夫妇,较明显地愿意用安全期,其次为安全期与避孕套合用。调查发现在29.7%(2002例)的非仅夜间有性交对象中,64.7%的夫妇(1296例)除夜间外还有清晨性交,而32.3%(647例)则除夜间外还有白昼性交。(另有51对及8对夫妇者由于居住条件受限,分别仅能在清晨或白昼有性生活)。提示不受时间限制性生活者,愿采用自然避孕的安全期。
3.在非全黑状况下有性行为者略偏向首选体外排精。而在黑暗状况下则略倾向用口服药或安全期。可能与夫妇对在不同状况下用不同避孕措施的适应性有关。
4.经常有性后嬉的妻子明显偏向首选安全期与避孕套合用,这除与多数东方妇女乐意使用传统自然避孕法有关外,亦与该类妻子的避孕行为更谨慎有关。
5.经常有性高潮的丈夫愿首选体外排精,与男子于性高潮时易引发体外排精条件反射的避孕行为有关。而丈夫经常有性抚爱者则较少倾向首选体外排精。可能因该类夫妇唯恐受孕而不愿用该不太可靠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