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的研究历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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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性研究的发展
在同性恋病理化的过程中,西欧部分学者断断续续提出过同性恋正常化的倡议。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正常性研究最早始于18世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家杰洛米·本森。本森从效用主义的原则出发,将社会福利视为个人福利的总和;同性恋行为互惠双方,且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禁止同性恋只会降低社会福利——同性恋不应该被列为犯罪。虽然本森的这些文稿到20世纪中期才见天日,但效用主义原则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律改革的理论依据,使法国、意大利等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率先摈弃了将《圣经》作为立法依据的惯例,在刑法改革中取缔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
19世纪后期,德国律师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借助当时胚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存在着一个介于男女之间的“第三性”,男同性恋者是“陷于男性身体中的女性”,女同性恋者则正好相反。克拉夫特一埃宾就是受此启发后,开始研究同性恋。
在克拉夫特一埃宾竭力将同性恋病理化的同时,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写就《性倒错》一书,首次在英语世界里提出了同性恋非罪非病的观点。虽然此书被禁止在英国本土发行,但外文译本陆续传人了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文史学者约翰·艾丁顿·西蒙兹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写入了《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本同性恋自传。同时期的英国学者兼诗人爱德华·卡宾特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而呼吁。
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于19世纪末成立了科学人道委员会,致力于性健康研究。他在学生和矿工中展开社会调查,结果发现约1%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这是首次有关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社会调查。除此之外,赫希费尔德还征集到爱因斯坦、弗洛依德、肖伯纳和托尔斯泰等人的签名,敦促德国政府废除刑法中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然而,这些努力因纳粹上台而受到阻挠和中止,德国同性恋者被斥“辱没民族”而被关人了集中营,囚徒们佩戴的粉红三角后来成为同性恋权益运动的象征。
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同性恋研究由于国别与语言差异使交流缺乏,年代的断层也使其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难以对病理化学说造成有效冲击。“强母弱父”家庭模式一度成为同性恋起源的标准解释,但它受到各学科的猛烈冲击,并最终淡出了医学舞台。
194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莱德·金赛博士的研究小组发表了《男性性行为研究》。该小组通过对5300名男子的详细调查表明,有37%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时期有过同性性行为,1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从事单纯的同性性行为。这项统计数字表明同性恋者是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这对于惩罚同性恋的法律依据提出了质疑:同性恋行为的普遍存在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社会影响,可见它并非洪水猛兽。研究报告还指出,同性恋是人类的基本能力之一,不应该将异性恋当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导向,而将同性恋列为病态;即使将同性恋列为病态而加以压制,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恋者的产生。
50年代初,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奇发表了《性行为模式》一书,通过对跨文化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同性恋不仅在大多数文化中被视为正常,而且有些社会还特许某些成员如此行为;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同性恋行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的能力。福特和比奇在暗示同性恋先天性的同时,将它视为与异性恋并行的正常性爱表达方式,并对精神病医生具有的干涉权力提出了质疑。
从精神卫生角度研究同性恋正常性的先锋是心理学家艾弗伦·胡克博士。胡克比较了30名已经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和30名在职业背景和智力状况方面条件相近的异性恋者的心理状态,发现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程度丝毫不亚于异性恋者,老练的精神病学家根本无法将两者区分开来。
她因此得出结论:同性恋的“病态”其实是社会压制的结果。
金赛、福特、比奇和胡克等人从调查数据出发,严厉质疑了同性恋病理化的医学根据,但精神病学的理论基础也同时受到了严重挑战。具有医科学历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指出,医学赋予医生定义疾病的权力,精神病家从自己所处的正常状态出发,将偏离这种状态的人定为患者;殊不知,常人世界从“患者”看来也是偏离正常的。所谓“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而不一定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福柯在《性史》中指出,历史上本来只有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人,医学专家人为建构起来“同性恋”概念,并贴上情绪不稳、堕落等特征标签。这样一来,人们用这些不良特征来看同性恋,产生反感甚至仇恨,从而导致了对同性恋人群的压制与迫害。萨斯认为,医生治疗同性恋,貌似人道,实质上承袭了牧师和警察的衣钵,同性恋者卸下道德和法律枷锁的同时,却被套上了科学的镣铐。社会建构主义对于正统理论的颠覆和反叛也成为酷儿理论的基础。
1968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发布声明,要求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这是第一个为同性恋者权益呼吁的学术团体。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经过对有关同性恋病理化/正常性研究的仔细审查与比较,做出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的决定,美国心理学会也于次年做出了类似决定。当时的《疾病分类与统计手册》仅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条款,仍将心理状态不佳的同性恋者视为医疗对象,但这一分类后来也被取消。
1992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标志着同性恋正常性完全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确认,美国精神病学会、美国心理学会、英国心理学会和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等还发表公开声明,反对“治疗”同性恋。90年代初,生物与医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将同性恋先天性研究提上了日程。其中有关前下丘脑间隙核的大小和染色体研究直接探求同性恋的生物成因,针对女同性恋者的耳波研究和手指长短比较则通过相关性探讨来试图为同性恋先天性提供佐证。为了排除后天环境对性倾向形成的可能影响,英国学者比较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在惊愕反应方面存在的差异。虽然这些研究的结论还需受到重复实验的确认。可以说,有关同性恋先天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
随着同性恋者的日益曝光和同性恋研究的发展,原被视为恐同主义大本营的精神分析学界内部也发生了根本变革。1998年底,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召开研讨会,全面检讨了精神分析学界近百年来对于同性恋病态说的促成和在歧视同性恋方面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这标志着精神分析学与同性恋病理说的彻底决裂。《中国性科学》提供
正常性的确立为同性恋研究打开了大门,而80年代中期爆发的艾滋病使同性恋人群加紧了社区与学术界的联系,探讨行为、健康、伴侣关系以至法律权益和同性婚姻等议题。实事求是和不为陈见左右的科学道德使学术界成为同性恋人群的坚定支持者。最近几年来,美国佛蒙特州和加州开始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全面取缔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惩罚,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卑诗省实施,欧盟议会要求各国法律承认同性伴侣,这些进展与学术界人士的支持性参与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