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男性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章导读: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有关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Masculinity Studies)的论著频频出现,男性研究的出现直接受到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差异传统解释的批判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男性气质(Masculinity)是指男性自治、男性支配和家庭中男性独立于女性的控制。它关注于两个方面,其一,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所产生的焦虑、紧张以及所获的经验;其二,男性在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如何应对这种焦虑和紧张。男性研究把男人看作一个社会群体。目前在美国男性研究趋向跨学科、跨文化。 |
1 历史上男性研究的三种模式
总的来说历史上有三种主导男性研究的模式。按照Michael S.Kimmel的观点,它们是“生理学模式”,“人类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
“生理学模式”研究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是如何导致社会行为的差异。例如,George Gilder。在集合了公认为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之后,提倡回归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角色。他认为,男性性欲(male sexuality)本质上是狂热的、旺盛的,并“坚持不懈”、“永无休止”。除非被强制性的控制,否则这种欲望会失去控制甚至会威胁社会稳定,而只有女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男人性欲旺盛时,女人来个“急刹车”,男人就不得不放弃他们所谓的社会功能“本性”。但是一些学者对其论述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令人误解,因为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说明一者是另一者的原因或结果,也不能说明这种因果分界线是从生理到社会的差异。这种生理证据的选择是不完整的,这种从“低等”的动物到人类的简单概括也是令人质疑的。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虽然也会对社会行为的差异起限定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规定男女在任一文化体系中的特定的思维、举止或反应的特征和方式。人生来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但是人是在文化背景中成为男人或女人的。
“人类学模式”从跨文化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强调的是男人在行为和特征上的变化。一些人类学家提出性别差异的普遍性来自特定的对环境的文化适应,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论证性别的流动性,来描述性别角色的文化变异。例如,Lionel Tiger和Robin Fox认为由于男性与女性的人际关系(bonding)有本质的区别,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就具有普遍性。他们认为“本性”使得母亲与子女连在一起,因为母亲是食物和安全感的渊源,因此文化规定了女人的各种行为必须与抚育和情感相连。而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成因于必要的“竞争性的合作”。Margaret MeadH 对人类学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坚持认为,在不同文化中,性别角色的规定需要一个结论来支持,即文化是这些差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社会学模式”强调的是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化是怎样包含对性别角色,尤其是生理上的性别角色的适应和调整。社会学家曾试图综合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形成一种对性别角色的系统化的解释。这种解释都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观点、特征和行为。因此,按照“社会学模式”的观点,男性气质通常与技术掌握、上进、竞争、认知抽象相关,而女性气质则与感情丰富、关联性、被动性相连。
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对美国男性研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前,在美国男性研究上,又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第四种模式,即“社会构成派”(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社会构成派”认为男人不是生来的,而是创造的,男人创造了自己,同时很积极的构建了自己的男性气质,而这种构建只有在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下才能实现。人生来性别可能是男性,但是他形成男人的身份认同要经过一个与文化相互作用的非常复杂的过程。“社会构成派”认为男性气质的含义既不超越历史又不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而是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在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也因时间跨度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20世纪的美国男人的男性气质就不同于东南亚男人的男性气质。
然而,在美国男性研究的道路上,女权主义学者对这几种研究模式提出了最大的挑战。他们详细的说明了成熟、发展、健康的假设一起使得男性气质成为规定性别的标准。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性研究的项目开始形成比较清晰的关于性别研究的新模式,即没有假设哪一性别发展的更好。
2 美国男性研究的过去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有关男性气质研究的主题衍生出大量的研究论著。大多研究已经公认,男性气质是一个社会构成。大多数学者认为男性气质是指男性自治、男性支配和家庭中男性独立于女性的控制。它关注于两个方面:其一,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所产生的焦虑、紧张以及所获的经验;其二,男性在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如何应对这种焦虑和紧张。男性研究把男人看作一个社会群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批有关男性研究的论著出现了。它直接受到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差异传统解释的批判的影响。一些有关男性研究的论著强调了传统的对性别角色的规定给男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探讨了男人的生活和经历是怎样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能呈现出男性阳刚气质的行为,男人为达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标准,行为举止有意无意向主流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靠近,使得男人身感压力严酷。比如,Marc Feigen-Fasteau的The Male Machine曲。和War-ren Farrell的The Liberated Man就讨论了这种压力让男人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在美国,一些人类学家借助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来探讨男性气质的含义。例如,Elizabeth Pleck和Joseph Pleck在The American Man(1980)中分析了当代男性主题的历史演变。这些论著和研究探讨了在现代美国社会中一个男人怎样成为真正的“男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同时还享有什么“特权”。第一批有关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的论著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尤其是挑战了规定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但尚未完全研究考察的传统的男性气质准则。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再生了男性对女性的主导地位。首批有关男性和男性气质的研究论争了生理上和社会上对“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定义,还看到了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界定是相互的关系。
80年代初,女性研究又超过了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研究。然而,当时的焦点不是“性”角色是怎样再生社会权利关系,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女性为什么经历不同的女性气质。女性研究逐渐地按照种族、民族、阶级、年龄、性取向、地理区域等的不同来研究不同女性的女性气质。
与第一代有关男性研究的论著出现的同时,学者开始注意男人作为父亲的身份认同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作用。早期对父母的研究趋向于认为母亲不仅是家庭的主要维持者,而且是社会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家庭中养育孩子最可靠的信息源泉。但是,父亲对孩子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缺少父爱对孩子和家庭是不利的。许多学者通过采访分析一些家庭的养育子女的经验,或是通过实验观察等等,得出的结论是,父亲角色在孩子的健康发展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父亲有潜力涉及家庭和对子女的培育,甚至希望父亲更多的加入孩子的抚养过程中。
90年代,父亲和父爱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最重要的社 会问题之一。从90年代起,在社会上掀起了广泛而激烈地关于父爱和父亲概念化的争论。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父亲和父爱的含义变化很大,尤其是在美国。直到现在,父亲和父爱问题还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父亲和父爱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男性气质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早期几乎所有的有关父亲和男性气质的研究都集中在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中的中年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