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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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教条教规对性的神秘训诫,给信徒们带来的是性心理的矛盾和行为障碍,《阅微草堂笔记》中就录有数例颇为典型的例子:《如是我闻》载,一僧人见游女踏青,偶动一念。少妇向他暗送秋波,并约定当晚用灯光在林外相引幽会。僧人如约赴会,灯光或隐或现,奔驰辗转,使僧人迷了路。天亮一看,原来像牛拉磨似的围着一棵大树转,“自知心动生魔,急投本师忏悔”。本集中的另一则故事说,某道观设道场募集了很多钱。灯下道士与徒弟算账时发现少了钱,彼此争执不休。忽闻梁上有人说,缺的钱不是被你揣在怀中要买媚药,顺手送给后巷的刘二姐了吗?说得老道士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不管文中是借幽灵之魅还是托狐仙之口,这都足以窥见“花和尚”、“假道士”的被压抑却难以自制的性心理的释放。另如《姑妄听之》中所载被美女破戒的和尚和欲与娈童相戏后又用短剑刺臂的道士,都是这一特殊宗教群体矛盾重重的性心理的素描。
同性恋也是纪昀笔下常常出现的话题。据潘光旦先生的考证,清代福建、广东、北京等地,同性恋已经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而乾嘉时伶业与相公业兼营的习俗也逐渐盛行。特别是海禁的开放,广东一带女子同性恋又捷足先登。纪昀在《槐西杂志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皇帝,殆出依托”。这说明,涉及到生理、心理、文化和行为等多学科的性问题源远流长。
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关于同性恋的成因,现代性科学有素质型、境遇型的分类,纪昀则有环境动诱、意志堕落、淫恶果报的成因说。他认为,“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言”。他在书中举例说,一臣室喜狎狡童,买来瑞丽小儿未过十岁者,执烛侍侧于与诸童媒戏时,“种种淫状,久而见惯,视若当然。”这是纪氏环境动诱说的注角,也说明恋童癖者的教化方式。除了遗传的原因外,现代性医学也认为,家庭的教养、文化的熏陶和环境的促发,是同性恋的成因之一。纵观《阅微草堂笔记》,书中涉及到同性恋行为的记载共计十数条,有臣室、乡官、县令、书生、举人、富子、士兵、僧人、道士、商人、园丁、车夫等,遍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滦阳续录六》载:驻守卡伦的屯兵张鸣凤刚20岁,一日醉酒后,将一借宿哨卡的60余岁的灌园叟“醉于酒而淫之”、老叟醒后恼怒异常,控于营弁,验所伤尚未平。“申上官,除呜风粮”。对发生同性性行为年轻士兵的处理,只是开除军籍断了粮饷,可见当时社会对同性恋的一种宽容态度。当然,同性恋毕竟是异于常理的性指向,当事人及亲属对此是持不同态度的。《如是我闻二》中载:号称“东乡太岁”的里胥宋某,见邻童秀丽,千方百计诱骗其狎戏。娈童的父亲觉察后,竞逼迫儿子自缢,“其事隐密,竟无人知”。
《槐西杂志二》中说,某公豢养的娈童,忽泣涕数日,目尽肿。原来,他一日偶然窃窥了寓所中他人的同性问的性行为后,自觉丑陋难以言状,不能自我认同,“悔不可追,故愤愧欲死耳”,后竞伺机逃走,改名换姓读书搏取功名去了。《槐西杂志三》说:一个轻薄士人暮色中泊舟岸边,见树下有小童独立,便上前挑逗,并解下折扇上的汉玉坠为赠。小童赧颜相谢日:“故人情重,实不忍别抱琵琶,置佩而去。”这个事例说明,同性之间也是有深厚的情感的。此外,笔记中还有恋童癖者被狐精所戏,女鬼变猛男的奇闻轶事载录,也表明了作者对这一民风世情诫训的意图。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记载了,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特殊性行为方式的个案。从现代性科学的角度去审视,也很精彩。《槐西杂志二》载:宁夏布商何某,不去青楼妓院,却畜养母猪十余只,发生恋兽行为,此事被仆人传出后,何某羞愧投井而死。纪昀的朋友迪化(今乌鲁木齐)同知木金泰说:如果不是亲理此案,就是司马光告诉我也不会相信。纪昀亦感叹日:“人之性癖有至于如此者!”《槐西杂志三》载:奴仆王成性情怪僻,喜怒无常,与妻子调笑时,喜欢反复鞭笞她。当老夫人训斥他时,王成则说:“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觉其可爱,忽觉其可憎耳”。
这段描述似可解释施虐癖者变态的性心理。《滦阳续录四》中说:河南一巨富,宦成归里,年六十余,却强健如少壮。他蓄养了三四个幼妾,出嫁时却仍是处女。有人猜测说此公以少女的月经炼丹药来延年益寿,有的则说其只是满足耳目之色欲罢了。家中婢媪透露真情,原来此公“实使女而男淫耳”,即通过肛交来满足性欲。他私下里对老友说:正常房事可能会使婢女怀孕,欲渔男色,又怕子孙蒙羞,因此采取这种特殊的性行为方式。既保留了幼妾的处女之身,又宣泄了性欲,可谓用心良苦。纪昀就此发议论道:“夫闺房之内,何所不有?床第事可勿深论。”纪昀的笔下,还可以读到清代性民俗的有关信息。
《槐西杂志三》载:明代以前,没有养妓接客的事,因为家有家妓,官有官妓。雍正王朝废止管理伶人乐伎的教坊司后,“此风乃炽,遂为豪猾之利源,而呆痴之陷井”。纪氏亲见,一操此业者,两个儿子皆染淫毒即性病,疠疾缠绵,因绝嗣续。《槐西杂志四》中说:一门客在所宿房中,常梦见男女裸逐,备诸媒状。后想起书橱中贮存有牙雕石刻的裸像和秘戏图册,方醒悟日有所观,则夜有所梦,并不是什么鬼怪作祟。
《如是我闻二》中则载某人有一盒雕牙秘戏像,“腹有机轮,自能运动”。这些都说明,作为性教育的一种传播方式,秘戏像或秘戏图之类的性文化用品在民问还是相当流行的。这对青年男女的性启蒙,特别是和谐的夫妻性生活,的确有着形象暗示和间接的指导作用。在传播媒介不发达的古代,这不失为一种可以登堂入室、便于藏在箱底枕边具有隐私性的知识载体。纪昀在笔记中说:“市肆鬻杂货者,是物不少”,由此可知这类性教育用品在民间的普及。从石雕、牙雕、木刻、图谱、画册,到机械可动的男女偶像,可补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秘戏图考》中的阙如,丰富清代性民俗文化的内容。
纵览《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为我们记载了可圈可点的中国古代性科学的精彩个案,描绘了一幅性文化的世情民俗的卡通画卷,是我们探究清代性科学的包罗万象的信史直书。《中国性科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