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与公共卫生
文章导读:本文介绍了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男同/MSM)的异性爱女性伴侣普遍面临的挑战。西方国家当代的一般女性很少与男同/MSM结合成固定伴侣,但这一情况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常见。在中国,大量男同/MSM与一般女性结合成固定伴侣,他们同时存在男男性行为。中国的许多研究提示,MSM的固定女性伴同样生活在易感染艾滋病及性病的高危环境中,而一般女性的固定伴侣是男同时,会普遍面对特殊的心理困境。由于社会传统文化等原因,该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相当脆弱,并希望获得医界帮助。医界需要从女性学和社会性别平等的高度认识相关问题,积极参与解决相关问题的社会进程。 |
1 问题的提出
当代男同性爱者/男男性行为者(以下分别简称男同、MSM)与女性结婚或处于某种类婚姻的固定伴侣关系时,女性通常会面对性传播感染防治、心理卫生等医学问题,和女性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跨界问题。我国男同/MSM人口基数庞大,其心理和行为有国情特点,该群体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HIV/AIDS)及性病防控是公共卫生问题,与之相对应的女性群体面对的问题,必然地也构成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女性的这类问题在医界一直只通过对男同/MSM的性传播感染科研偶然出现。利益密切相关且非常重要的当事群体被视作“他者(The Other)”被动浮现,有悖于人本理念,而且有违于社会学界社会建构理论的要求。
201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已开始讨论该女性群体的性传播感染与心理卫生问题,并建议向她们提供保护和帮助,法律实务界也对此种婚姻致HIV感染的女性提供了支持,并在一般女性与男同的婚姻引发的冲突中维护女性权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难以得到帮助,该女性群体较多通过传媒界“发声”,如媒体对她们的心理问题乃至自杀事件等的报道,由此凸显出医界在有关领域发展的滞后。
2 不同界别的相关认识
对该女性群体的定位,不同界别尚无统一定论。由于她们通常是异性爱女性(一般女性),其健康问题与其固定伴侣的性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后者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状况。精神病学界习惯于从具体的性向角度定位,强调她们的男性固定伴侣对同性或同时对两性成员都持续表现出性爱倾向,这种表达包括情感、思想及性爱行为,难以建立和维持与一般女性婚恋关系,是同性爱或双性爱者。我国AIDS防治界张北川和生命伦理学界邱仁宗深入讨论过同性爱及双性爱(者)的定义。其中邱仁宗指出,对同性爱(者)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包括异常多样的二体关系及个人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社会学界潘绥铭等则指出,国内外有上百种相关定义,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定义;并强调不愿意使用“双性恋”概念。
1980年旧金山、纽约和芝加哥三地医生率先报告了他们治疗过的患性病的性活跃男同,这些男同均伴发罕见的肺炎或罕见的恶性肿瘤,次年美国CDC通报了同类状况,由此宣示了“AIDS时代”的到来。医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男双性爱者、男变性欲者及从事男男性工作的男子也是HIV的目标人群,这使得MSM一词应运而生,进而产生了同性性行为者(people with same sex sexual behavior)、女女性行为者(wo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等用语。这类新认识超越了性向概念,建立了更符合现实需求的观念。
AIDS的挑战深化了学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并产生了深广影响,以致社会学界创立了外界定义为“AIDS时代的性社会学”的系统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现代性学奠基人金赛强调,不存在一个判断同性爱者的单一尺度。当代性社会学界进而认为,对具体个人的性向,存在欲望尺度、行为尺度和自我认定尺度三种标准,很难判定某个人是否同性爱者。所以,社会学界在人类性状况调查中并不刻意区分同性爱者和双性爱者,权威的调查或把这两种情况归入同一人群,或不讨论双性爱者的情况。
3 一般女性与男同/MSM的婚恋
一般女性与男同/MSM的婚内和类婚姻状态时的性行为,是该女性群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最重要环节,也是导致一般女性与男同性结合后出现心理卫生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应了解有关婚恋状况。
在西方高收入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仅少数男同与一般女性有性关系,更少与女性结婚。1970年代前期西方一篇报告指出,英美男同中仅10%~17%与女性结婚。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法律变迁,进一步扩大了个人自由空间并促进了女性的平等意识和人权保障水平,同时显著提升了同性爱者的人权保障水平,更大程度地消解了一般女性与男同结合成固定伴侣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情况复杂。Cáceres等复习了2003~2007年间多地区中低收入国家大量有关MSM与女性间性关系的文献,涉及MSM与女性的共同生活发生率、上一年与女性性行为发生率和结婚率。这三种状况的波动范围,非洲为41%~86%,50%~69%,8%~15%;南美为25%~64%,8%~30%,5%;亚洲为25%~73%,11%~98%,3%~42%;其中东亚是50%~73%,11%~52%,7%~29%(低值7%是北京的报告);南亚是69%,20%~98%,21%~42%;东南亚是25%~61%,40%~70%,3%~13%。
据社会学家刘达临等研究,中国超过90%的同性爱者已与异性结婚或认为自己结婚不可避免。晚近社会学界有论者总结了国内多项对男同的调查,指出中国未婚男同无论结婚意愿如何,仍会普遍进入传统婚姻。2000年代张北川等指出,同是1990年代的调查,在中国的一组MSM中,1/2与女性有过性行为,1/3与女性结婚;而瑞士的相应数字仅分别是10%和3%;中国与西方不同,而与印度等国家相似。国内近年有大量有关MSM的报告,多项对样本平均年龄较低的MSM的调查发现,已有10%~20%的人结婚;对平均年龄略大或在某些特定场所交往、或文化层次较低的MSM的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已婚。近期完成但尚未发表的一项对某三线城市大样本MSM的调查则发现,60%以上MSM有婚史(在婚及离异)。
4 相关性传播感染问题
2002年美国Higgins对曾与一般女性结婚的男同的心理研究指出,已婚男同似比其他MSM更多暴露在无保护的性活动之中,进而使其妻存在感染HIV的风险,强调期待未来有女性视角研究,以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2010年印度Solomon等对MSM的AIDS研究指出,应当对其女性配偶进行研究,包括研究其心理状况。然而,本文作者未检索到国际间的以该女性群体为主体的AIDS及性病研究报告。
Sheehy等对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有肛交史的MSM的研究显示,他们之中过去2个月内48.1%与女性有性行为;与女性有性行为者中,高达45.1%与女性伴发生过肛交且74.0%未采取防护措施,66%与女性发生过无保护阴道性交;分析提示其双性性行为与结婚或与女性同居有关。Solomon等对亚洲人口大国印度的研究显示,MSM结婚的年龄中位数为35岁,已婚MSM中95%自认为性向是双性爱,98%未向妻子透露其性向,53%与妻子性交时从来不使用安全套,几乎没有人与女性发生过肛交,51%接受过HIV检测,感染率13.4%;该人群中抽烟、酗酒、吸大麻很常见。
中国1989年发现首例性传播致HIV感染的本土居民,即有多个男女性伴的MSM。现今已有多项调查确认MSM中的HIV感染率和性病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男性。蔡于茂等对MSM中HIV和梅毒的研究甚至发现,超过40%的MSM梅毒ELISA阳性。史同新等发现,与非在婚MSM相比,在婚MSM累计同性性伴数、同性口交性伴数、同性肛交性伴数、近1年内向男性“买”性次数均明显为高,男女性交及最近1次与女性性交时安全套使用率、近6个月内“买”性时安全套使用率明显为低,近6个月内在男同活动场所与陌生男性性交、最近1次同性性交是与不熟悉或陌生男性、曾经向男性“买”性及有过肛交行为的百分率明显为高。郭燕丽等亦发现已婚MSM比未婚MSM有更多易感染HIV的高危行为。
2011年郑毓芳等对一组HIV阳性的MSM的调查发现,其中37.7%已婚,个别人的配偶已感染HIV,指出应关注MSM的配偶感染的可能性。杨蓉蓉等发现HIV阳性的已婚MSM对配偶的阳性告知率低于50%,已告知者其配偶的阳性率达28.6%。中国医界与该女性群体的接触可能始于1990年代中期,但迟至2010年代初张北川才通过国际权威学刊等正面提出该女性群体的AIDS问题。
在论及男同等非异性爱男子向一般女子性传播HIV及性病时,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男同等是MSM,其二是这种MSM与女性有性(交)行为。此时,该女性群体主要包括三个亚群,(1)与MSM处于婚姻存续期内并有过性行为的女性;(2)曾与MSM结婚且当时曾性交、离异后生活仍受到既往婚姻很大影响的离异女性;(3)与MSM有固定性伴关系的未婚女性。中国社会科学界和民间对这类女性常通称同妻,各亚群分别称在婚同妻、前同妻(离异同妻)和准同妻(同女友)。
MSM向女性,特别是向固定女性伴传播HIV及性病的可能,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具体性行为方式,并需将其与相同文化背景下一般男女固定性伴间的状况比较。中国晚近已有权威的大样本分层等概率抽样性调查专著出版。据调查,我国<40岁的在婚异性爱男女中,每周性交≥2次者约60%,女性婚外性行为发生率为9.7%;近一年中性交过的一般男女中,性交时男为女口交者为38.8%,女为男口交者35.2%;曾肛交者8.5%;“完全异性恋”自报性病发生率为2.5%,“非异性恋”自报性病发生率为33.6%,后者患性病的可能性是前者的22.6倍。对国内固定性伴是MSM的女性调查所获数据在多方面与一般男女伴侣有明显差异,由此凸显出该女性群体面临着性传播感染等的严峻挑战(见另文)。不仅如此,《全国艾滋病及性病防治数据信息年报》提供的数据提示,中国大陆女性性工作者因为普遍采取防护措施,总体HIV感染率甚低。固定性伴是MSM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对MSM性伴的同性性活动通常不知情,与MSM发生性行为时大多不采取防护措施,所以感染HIV的概率极可能显著高于女性性工作者。她们同样是性传播感染的高危人群,生活在相当脆弱的环境中但长期被忽略;HIV及性病由MSM向该女性群体的传播不仅可能发生在婚内,也可能发生在婚前,或离异后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该女性群体掌握的知识远不能有效防治性传播感染,仅少数人有检测行为,即便有较多知识时对检测也多持消极态度;获知固定性伴是MSM后,部分女性对MSM与性传播感染间的关系有一定了解时,会通过减少与MSM间的性行为和增加安全套使用预防疾病,但许多人的婚外性行为某种程度上又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她们之中部分人似乎很难离异,将长期生活在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中。AIDS防治界有必要显著增加对这一女性群体的研究。
5 相关心理卫生问题
西方学界对配偶与自己性向不一的一般女子的质性研究已持续多年。此时通常注意到男方性向,如男方限于精神病学定义的同性爱者或双性爱者,以及前两者连同变性欲者。Buxtona和Hays等发现,确认丈夫的性向后,女性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可能伴有愤怒、悲伤、恐惧及自我贬损,主要感觉是被欺骗及被愚弄,她们害怕受到社会的反对与歧视,难以从家庭和友人处获得帮助。Hays等认为,这类研究应该扩大样本量,并期待有更深入的研究。
Gochros发现,男双性爱者的配偶经历了思维混乱、内心冲突、感到孤独、被羞辱和失落、缺乏有关知识和帮助。Buxtona发现得知配偶性向的真相后,约1/3女性1年内离异,1/3婚姻仅能维持2年,其余女性继续维持着婚姻。Smitha等发现与男同离异的女性比一般男女的传统婚姻破裂后的女性,有更为愤怒的心理反应。
中国对MSM的数项早期调查发现,其自杀意向发生率高达40%,有调查甚至发现其自杀未遂行为发生率高达33%,发生自杀念头者连同和/或自杀行为者超过40%。随着社会对同性爱现象包容程度的提升,这一数值逐渐下降,近年的调查发现MSM中强烈自杀念头和自杀未遂行为的发生率已降至20%~30%;此外有研究发现1/3~2/3的MSM有抑郁症状。近年潘绥铭等的调查发现,异性爱夫妻中,约90%夫妻对其性生活满意,妻被夫殴打发生率6.8%。刘达临报告已婚同性爱者的配偶受到虐待者高达23%。对固定性伴是MSM的女性的调查结果提示,该群体与男同伴侣两相比较,前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更为脆弱,她们渴求医界帮助。
6 相关工作面临的挑战
国际间对女性和同性爱者人权保障水平差异极大,中低收入国家的状况显著不一,虽然全球化风潮的影响已遍及世界,但各国的具体状况仍受到当地历史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对国际状况不再赘述。
像很多国家及地区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渊源久远的性别歧视(男尊女卑)传统。家长制、夫权制和男权制(“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为妻纲”等)和异性爱主义(heterosexism)塑成的婚恋观,对国人有强大影响。它与把性污名化的风习融合,使女性在身心健康方面处于劣势,更无法申张平等的性权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崇尚异性专偶制,并把生育视作性和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它迫使男同普遍和一般女性结婚。而且男同社区部分参与AIDS干预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由于恐惧性向歧视,坚决反对开展对男同的固定女性伴侣的科研,以及已婚男同与其女性固定伴侣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博弈中女性通常处于劣势。这数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有关研究面临着严峻挑战。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界刘伯红指出,非歧视和平等的原则是人权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应该警惕和防止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构建同性爱者的所谓“平等”权利。有必要在这一基础认识的水平上开展对该女性群体的工作。
《妇女与艾滋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观点》指出,AIDS预防中经常忽略女性,或倡导的预防措施是女性无法乃至根本不能控制的;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包括,向无知挑战、提供对女性友善的服务、营造对女性而言更安全的规范、通过政策改革降低女性的脆弱性等。这些建议也适用于与MSM有固定伴侣关系的女性。国内对该女性群体的调查有一个极重要提示,即尽管她们之中仅少数人了解当代科学把同性爱定位于少数人的正常现象,但特殊婚恋经历和普遍遭遇某种伤害导致了多数人对性科学教育的认识相当积极,高比例的人意识到对女性和不同性向者的人权保障并促进法制有关领域进步的意义。本文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医界虽然已有对该女性群体的科研报告,但工作仍处于初步启动阶段,已有的调查是不成熟的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在相关工作中,中国医界有义不容辞的参与责任。
来自《中国性科学》杂志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