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默认的异性恋者”——男女同志身份认同研究
文章导读:本文通过对6名男同志和8名女同志的半结构访谈,探讨男女同志身份认同的历程。本文认为,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象征暴力赋予每个个体“默认的异性恋者”身份,对于具备同性情欲的个体而言,构建起同志身份认同是一个身份转轨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对同性的性欲望和浪漫感受开启,对基于性向身份的知识的学习贯穿期间,社会边缘处境和家庭构成认同的过程的障碍,个体可能为做一名异性恋者而努力,包括寻求心理治疗、与异性恋爱,但以失败告终。同志身份的潜台词是一位失败的异性恋者,但同志身份的意义在于终结误读。 |
中国知识界早期对于同性恋的研究,逃脱不了他者化的思维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病理化思维,二是对成因的执着。早期的研究大量运用“医学”、“心理疾病”的范畴,将同性恋定位在疾病层面不在少数,如陈仲庚(1985)的《变态心理学》、阮芳赋(1985)的《性知识手册》、高彩芹(1989)的 《性与人生》、刘燕明(1989)的《性偏离及其防治》等,以及一些精神病学著作如上海医科大学主编的 《临床精神病学》、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 《精神病学与相关问题》、夏镇夷主编的 《实用精神病学》等研究,都认为同性恋是性倒错、性变态、性变异、性偏移,或是性心理障碍。直至刘达临与鲁龙光(2005)主编的《中国同性恋研究》在探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行为、观念之外,依然将同性恋视为疾病,探讨矫治与预防。
李银河与王小波(1992)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以及李银河(1998)《同性恋亚文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对于同性恋最早的研究,虽然其强调反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但依然受到他者化思维的影响,着墨很多探讨“形成原因”。汪新建、温江红(2002),倪晓昉、沐炜(2003)也在对先天论、后天论、共同决定论进行梳理。李玉玲(2006)在《同性恋是怎样发生的》一文明确提出同性恋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在于性情绪的作用,无论性别与性取向,恋爱的发生原因都是性情绪。即便研究者已经把着眼点聚焦于身份认同的时候,杨玲、谢远俊(2011),王中杰、冯成亮、耿耀国(2012)对于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研究依然纠缠于父母养育方式等问题。后天论常诉诸童年经历、家庭养育方式、成长环境等因素,比如李银河(1991)“空白占据”理论。
21世纪以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同性恋研究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开始形成。在周华山(2000)书写中国的同性情欲史中,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内在价值不做评价,从社会而非性的角度看待家庭,对性有一种灵动的理解,缺乏对性的同性/异性二元划分,对同性情欲宽容(tolerance),但不意味着接受(acceptance);随着近代与外国战争的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现代性,引入了西方性学知识,这套知识将所有非生殖的性病理化,而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又与西方世界的同性恋运动失之交臂。Lisa Rofel(2007)认为随着1990年代以来,城市生活和消费文化兴起,使得大城市中出现许多男女自称自己是同性恋者(gay and lesbian)。魏伟(2012)在成都的男同志社群的研究结果中指出,中国曾让同性恋欲望的男性获得异性恋身份的传统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人们选择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以实现欲望与身份的统一,身份意识、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促成了同志身份的兴起,“同志”是gay的本土化的产物。“同志”是来自港台的话语,是连接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性身份的折衷之策。
本文通过对6名男同志和8名女同志的半结构访谈,探索其察觉自我情欲,建构起同志身份的历程。西方学界对于同性恋认同的理论模型包括本质论和建构论两种取向,本质论认为确立身份是发现自我的过程,阶段论色彩鲜明,而建构论无意于寻找通用模型,着重探究影响认同的因素,但牺牲了心理过程信息。对于性倾向长期以来存在的先天说与后天说的争论,本文无意参与其中,无意将性倾向的成因视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焦点在于同志身份,身份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构建起来的,本文考察具有同性情欲的人如何在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建构起同志身份,而同志身份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所书写的并非所有人的认同路径,而是身处异性恋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困境中的行动者的实践方式、实践过程以及意义世界。访谈的过程中,笔者针对何时意识到同志身份、所做反应、周围人际关系处理等问题进行半结构性访谈,笔者给予受访者更多自由描述的空间,力图全面了解受访者构建身份的过程。
受访者列表:
小A:女同志,自称TTomboy的缩写,在女同文化中,意指打扮偏向传统的男性特点,或是在恋爱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一方。,山西人,南京在读研究生
小丁:女同志,自称PPretty Girl的缩写,在女同文化中,意指打扮符合传统女性特点,或是在恋爱关系中处于较为被动的一方。,安徽人,大学毕业三年,上海工作
大成:女同志,自称T,武汉人,大学毕业,上海工作
小M:女同志,自称H意指在自我的角色定位上并不区分T与P,重庆人,广西在读研究生
哈鱼:女同志,自称T,辽宁人,大学毕业,杭州工作
昭昭:女同志,自称H,西安人,江苏在读研究生
小Y:女同志,江西人,大学毕业,深圳工作,28岁
飞飞:女同志,自称T,浙江人,初中毕业后上海工作,23岁
小磊:男同志,广西人,贵阳市居住
阿彦:男同志,广东人,深圳居住,25岁
小聪:男同志,山东人,深圳在读研究生
H哥:男同志,四川人,深圳居住,37岁
大卫:男同志,四川人,深圳居住,30岁
天明:男性,接纳自己喜欢同性的事实,但尚未接纳同志身份,上海在读研究生,23岁
1 默认的异性恋者
关注同志身份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同志身份是建构起来的,却忽视了同志们在“成为”一位同志之前,他/她是谁?同志从感知自己的情欲开始逐渐建构、找寻同志身份,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处于何种状态?他们有身份吗?如果有,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中,在为自己建构起同志身份之前,他们仿佛是没有身份的。然而,正如美国旧金山男同性恋领袖哈瑞·布瑞特(Harry Britt)在卡斯特的访问中所指出的:“当男同志们四散分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男同性恋,因为他们是隐形的”。为什么是隐形的,为什么能够做到隐形,因为异性恋的合法性是默认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说,那他/她就是异性恋者,一个“默认的异性恋者”。在中国大陆的青年人中流行的玩笑语,“每一个人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同性之前都以为自己是异性恋”,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即作为异性恋的身份是默认的,其合法性被默认而不言自明。
这正是异性恋中心主义为生存于社会中的所有人确立起的象征暴力。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是一种沉默的暴力形式,它强制规定了何为正当:“正统观念的力量......在于它把来自历史区分的特性变成体现一切自然特征的被归并的配置。这些配置通常与促使它们产生的客观限制配合得天衣无缝,以致它们包含了一种对这些限制的心照不宣的接受形式。当它们与统治者相联系,就表现为不明确的、中性的和普遍的属性......而当它们与被统治者相联系,就表现为‘差别’,也就是说需要辩解的否定的标志、缺陷甚至耻辱的烙印。”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象征暴力,将异性恋的生活方式塑造为普遍的、自然而然的、心照不宣的。过去,同性恋的社会能见度不高,象征暴力一方面表现为拒绝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同性恋存在,另一方面则对同性恋污名化,比如认为其道德败坏、心理疾病;而随着同性恋的社会能见度逐渐提高,象征暴力表现为,让每一个个体都相信自己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具有同性情欲的个体只有在感知到自己的欲望时,才会对这种确信构成挑战。
家庭同样是塑造“默认异性恋者”的重要场所,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亲属制度的设计,其二是熟人社会与“面子”,其三则是情感层面上,家庭对于孩子的期待。“默认的异性恋者”的基础是亲属制度及其对子孙绵延的期望。中国传统文化从社会的角度而非并性的角度看待家庭,传统家庭的基础不是基于爱和性,而是基于婚姻与生育,在亲属制度中获得位置,履行一个好儿子/媳妇、好父亲/母亲的职责。富晓星认为,“在汉人社会没有公开按性作为人群分类的传统,因为我们的文化默认的就是异性恋文化而无需加上任何修辞”。婚姻不仅包括个体,而且包括整个家族亲属制度,婚姻体现社会地位、财产的分配与流动。在中国的历史与实际中,伴随亲属制度的“孝”文化,“不仅体现在儿子尊重、侍奉和服从父母的行动上,更重要地在于延续香火”。独身、同性恋、不要孩子,都有可能被指责为“不孝”。当代涉及对同性婚姻的讨论时,性、婚姻、生育、伦理之间张力则更为明显,寇迪(2008)认为“在伦理结构中,只要自由与欲望被接受,同性性行为会被伦理肯定,但婚姻立足于人口生产的基点、对人类生育行为规范的制度,同性婚姻在任何社会都逃不开生育标准的道德否定”。以此,亲属制度确立起了一套以异性恋为基础的秩序。Lucetta Yip Lo Kam(2013)挑战中国文化对同性恋“宽容”的说法,认为中国家庭给非异性恋者施加自我羞耻感(self-shaming),因其在保证家庭的面子上的失败,要其保持沉默与不可见的状态。当下,中国家庭对于幸福的理解通常是家庭稳定、事业有成、有房有车,虽不明言“子孙绵延”,但幸福画面中的一夫一妻、一到两个孩子,无疑是异性恋式的。情感层面上,同性恋的性倾向因其违背了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会对同志子女和他们的父母构成一定的伤害。
哈鱼:“我跟我媳妇分手,我很痛苦,我出柜了,媳妇的爸妈知道以后,逼着她相亲,嫁给了男人,我不怪她,可能换做是我自己当父母,也没有办法接受女儿跟着T,终归不能接受。”
传统家庭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T,哈鱼(T),东北人在杭州读完大学,留在了杭州,在女同志的语境里,哈鱼是个地道的爷T,男人的打扮,男人的行为方式。但无论如何,亲属制度所确立起来的逻辑不可能承认她们两个人的结合,最终她的女友步入了异性婚姻中,此时履行一个好女儿,以后履行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职责。
我们这样来理解同志身份的建构过程,其身份是由一位异性恋者转向同性恋者(同志)的。从情欲的角度,不能认为个体是由异性恋变成了同性恋,但从身份的角度却是这样的,同性恋身份(同志)的基础是情欲,但异性恋身份则来源于象征暴力的默认。
2 性向的自我认知
对于一个具有同性情欲的“默认的异性恋者”,需要一些契机去感知到他/她的同性情欲,通过访谈,受访者诉说自己的故事,也是整理记忆的过程,透露出事件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受访者所追溯到的记忆里的起点,涉及到若明若暗的浪漫感受,以及性的欲望。
李银河(1998)将同性恋身份的自我认同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师自通,一类是被人引导,而无师自通的共同点是“处在一种朦朦胧胧、若明若暗的状况之中”。本文的受访者很多都能追溯到最初在情感上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时刻。
天明目前在上海读研究生,针对如何察觉到自己喜欢同性这一点,他谈到小时候如何受到同性的吸引,他把自己的历程追溯到了十一二岁。天明小的时候是一个受欺负的小男孩,和一个孩子王是好朋友,这位好朋友既欺负他,但又会和他说心里话,这让天明对这段友谊有着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看法。天明讲述了他们闹矛盾和好、谈理想谈感情、帮他追女孩的经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但是我意识到我很需要他”。我们难以把天明这一段经历和恋爱(同性恋)挂上钩,但是这种浪漫而又亲密的这种感觉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是他能在自己的意义世界中追溯到的最早的时间点与经历。
与女同志(拉拉)的访谈也表达出相似经历,初中时对女生最初的保护欲是小A所能追溯到自己可能喜欢同性的开始,“有次体育课,她跑步摔倒了,特别担心她,就冲上去扶她”。让小A确定自己是个拉拉,则是在高中,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对象”,“有次教室就剩我跟她,我就亲上去了,她没拒绝我,感觉互相都知道该亲了,后面就在一起了”。小丁(女),大学毕业三年,目前在上海工作,大学时身边有同学是同性恋,但却从未把自己往同性恋上联系,后来遇到一个学妹,“很清爽的,帅气,阳光,几个美好的词汇就蹦出来了”,直到一个晚上学妹喝酒之后的告白,“内心还是有纠结的,就感觉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不说出来就这样的相处不好吗,就感觉突然要去捅破这个窗户纸,面对,心里很不安”。
在本文的受访者中,女同志飞飞的情况贴近李银河(1998)所说的“被人引导”。
飞飞的认知开启于看到同事的女女性行为,自己进入“圈子”之中也是由同事带入的。那时在酒店工作的她住在集体宿舍里,一次夜班回去,看到同事与另一个女生的性行为。“我当时完全呆住了,自己那个时候也有16岁,床上的事情,男女肯定知道的,一下子两个女生,确实有点不知所措,就赶紧去我自己床上拉上帘子睡了。”后来三人聚会,同事的女伴说飞飞“要是头发更短点,没准也迷倒一群人”。
“之前我同事就跟我说过,其实我有T的样子,确实也是从那以后,开始跟我同事后面,穿衣服打扮,跟着她在她的交际圈里找女朋友。”
李银河(1998)认为无师自通和被人引导是实现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方式,本文并不同意这一点,本文认为李银河所书写的并不是身份认同,而是如何察觉到自己的情欲并走上了同性恋(甚至只能说是同性性行为)的道路。李银河的研究进行之时,同性恋的身份在中国大陆还在形成之中。
一套关于性倾向及其身份的知识,对于具有同性情欲的人开启自我认知的大门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受访者过去曾对同性有好感,想要亲近的感觉,但长期以来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无法描述自己、定位自己。而一旦获得了这一套知识,自己的故事与感受就获得了一种表达的途径,也开启了认知的空间。亦有受访者起初认为自己喜欢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同性,但在这套知识的影响之下,建立起同志的身份意识。即如Harre所言,身份的发展是对各种理论的借用。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书刊、影像众多,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推动了这种知识的传播。许多对于中国大陆男同志和女同志的研究,都注意到互联网在推进身份认同上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西方与港台的同志运动由现实转向网络,而在中国大陆,认同的苏醒与形成完全借由网络打开。这其中的风险在于,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对于同志的看法未必完全正面,2009年大学毕业的小磊(男)在初中时候意识到对同性的爱慕,于是上网了解知识,但这种知识中也包含了“变态”的话语,以至于他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有“心理疾病”。但无论如何,在传统媒介难以提供知识的时候,互联网提供了传播的平台,并且在网络空间中正面的知识愈来愈有优势。
除了小磊之外,天明(男)、H哥(男)和小Y(女)也是通过网络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以明确自己的性倾向。天明在初中的时候想要去查证喜欢同性这件事了,他在网上找到相关知识,也找到成人电影(AV),呈现男男性生活的视频让他感到“兴奋”,呈现男女性生活的视频则感到“恶心”。H哥意识到自己是同志已是36岁,那时还生活在异性婚姻之中。过去虽然有过想与男性亲密的想法,但自己从来没有往“同性恋”上面联想。与朋友喝茶时,新闻中报导一对同志结婚。虽然他与朋友们都表现嗤之以鼻的态度,但是自己却受到“刺激”,回家之后便上网搜索“XX同性恋”,“从那一刻开始,可能我的思想就渐渐变化,这是事实,也就是比较偶然吧”。小Y在她读书的期间,无论是校园中还是家中都没有人会谈论同性恋的话题,结婚生子以后对于女孩子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很迷茫的状态下,她在网络上获得了相关的知识。
大卫(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中学期间就已经有明确的自己喜欢男生的意识,但是他对于自己并没有从身份的角度进行理解,直到网络兴起,开始上网之后逐步建立起身份与群体的意识。
大卫:“我不知道我是属于这个人群,我只知道OK,我就是喜欢一个人而已,就这个意思。我读中学的时候,也有同学,包括女同学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也没有这是同性恋这是同志怎样,我就觉得,诶,喜欢一个人很正常。”
大成(女)则是通过一部电影中两个女性之间亲密的行为举止而联系自身。
大成:“对女生挺有好感,嘻嘻,只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后来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两个女生接吻等等的情节,就明白了,原来两个女生也可以。”
小聪,在深圳某高校就读的学生,对自己在性向方面一直都是模糊的感觉。
小聪:“后来好像有段时间,好像‘基佬’这个词特别流行,然后我就知道同性恋这个词,然后我就知道原来自己是同性恋,对症下药。”
正如彼得·伯格的论述:“因为语言具有分类和定型的能力,所以它才能将各种体验匿名化,使得凡是被定型分类的经验均可延用到所有属于该范畴的人身上”。长期以来自己模糊的感觉在面对这一套话语的时候变得明确,这是主体的感受与知识结合的过程,“对症下药”,让自己对情欲的感觉可以被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