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和《新文化》之性学
文章导读:历史没有成就张竞生的性学研究,同样,张竞生也给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年青时极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张竞生,日后先后生过六个孩子。此时,人们再看张竞生,虽然他已老矣,然而,却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
5 周作人与张竞生的争论
周作人比张竞生长三岁。张竞生到北大时,周作人已在北大任文科教授四年多了。此时的周作人已很有名,青年人把他誉为反封建的勇士和新思想的启蒙者。1918年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发表,表明他关注的不仅是文学,更关心性道德和妇女问题。他说:“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1919年初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他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此文是周作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深远的一篇文章。此外,周作人的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的。
1924年5月,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美的人生观》时,曾得到周作人的肯定。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刊文:“这部书很值得一读。”张竞生为此有些“受宠若惊”,在该书正式出版时他把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的评论几乎全部摘抄到序文中。
周作人是一位思想家,他欣赏张竞生反封建礼教的“大胆”,同时也很不客气地指出文章中“有些地方未免太玄学了”。张竞生在讲义中讲的“神交法”、“内食法”,让周作人“觉得大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并认为是“非科学的”。但总的评价是正面的,周作人认为文章“里边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着者的诗人天分”。
张竞生对周作人的评论是满意的,他在序言中说“极感谢周作人先生公正的批评”。但同时,张竞生也保留自己的观点,并用大量的笔墨去陈述自己的理论。尽管如此,当时的周作人仍然很宽厚的看待张竞生。周作人在写《爱的创作》时,引入了张竞生写的《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中有关爱情的论述(后来,由于双方矛盾激化,周作人再版此书时,将上述内容删掉了)。
1926年5月张竞生在北京出版了《性史》第一集。《性史》一出,天下大哗。当年8月,南开大学首先查禁此书,不久警察局将《性史》等五种书刊定为“淫书”,不准流通。此刻出来为张竞生说公道话的有周作人,他接连在自己主办的《语丝》上发表两篇读者来信并写了按语,指出《性史》“没有‘查封’之必要”。但是张竞生的《新文化》月刊一面世就让周作人彻底改变了看法。1927年2月23日周作人写《时运的说明》,全面的评价了张竞生的“性学”之路。他说1927年以前,张竞生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是他的价值所在”。“但到了1927年1月1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一个月后,周作人在《语丝》上又发表了《关于(新文化)上的广告》一文,对张竞生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起因是在《新文化》第二期上,张竞生因其夫人突然离家出走,大骂其夫人是“可怜无耻的妇人”,为此引起社会众多读者的不满。一位叶女士寄书《语丝》,指责张竞生在“美的人生观”背后说“丑的话”做“丑的行为”。周作人作了按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旧日男人的常态”,批评张竞生“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新文化》”。显而易见,此时的周作人已对张竞生失去了信任。当然,张竞生也不示弱,开始了反击。
两位都是反封建的志士,又同是新的性观念的布道者,为何成了仇人?原因不外乎是:张竞生性学理念的嬗变让周作人不能容忍;同样,周作人的犀利批评又让张竞生不能接受。
张竟生在《新文化》第四期上发表的《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讨论》,是针对周作人的“讨伐”檄文。张竞生所用语言之尖刻,显然已超出了学术之争。
事实上,周作人与张竞生的争论与生物学家周建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一样,都是针对“第三种水”等观点是否“科学性”的辩论。张竞生的“第三种水”论点最早出现在《性史》里。早在《性史》一出,周建人就对“第三种水”提出质疑。接着双方于1926年1O月的《一般》杂志上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在《新文化》发行后,张竞生在创刊号上写了《新淫义与真科学》的文章,继续回击周建人的批评。
6 结语
张竞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他的探索精神和对“美的”世界的追求令人钦佩。张竞生“美的”系列可谓无所不包,《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勾勒出他心中的乌托邦。此外,他还追求“美的生活”、“美的身体”、“美的性欲”……然而,社会的险恶和政治的严酷,让他的“美的”幻想不断地破灭。鲁迅读《美的人生观》后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性史》是张竞生的人生拐点,《新文化》则是张竞生倒运的开始,这句话被周作人猜对了。《新文化》的停刊,对张竞生的打击无异是巨大的。但永不服输的张竞生并没有停止对“美的”理想的追求。1930年张竞生写了《浪漫派概论》,继续追求他的自然美。
历史没有成就张竞生的性学研究,同样,张竞生也给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年青时极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张竞生,日后先后生过六个孩子。此时,人们再看张竞生,虽然他已老矣,然而,却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来源于《中国性科学》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