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爱、艾滋政治与人权建设
文章导读: |
同性爱、同性爱者与艾滋(艾滋病,AIDS)
1980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文化的伟大进步,带来了人的解放。尽管只是“初级阶段”的解放,却导致了被长期忽视的种种弱势群体问题“浮出水面”。同性爱现象,人群,就是其中一种。该人群做为群体而不是分散的个人出现,主要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引起的生活条件改善、人口流动、多元化性价值观开始得到认可、个人权利和私密空间的扩大等因素有关。而我国同性爱人群受到主流社会关注,更多是与HIV(艾滋病毒),ADIS在西方和国内男同性爱人群(gay,此处含男双性爱者)的流行有关。
据我们估测,我国男女同/双性爱者总估计约2700万人,其中男性约1800万人。居住在城市和由农村进入城市、年龄<60岁的gay约800万人。他们是受到ADIS侵袭的主要人群之一。已有的少数调查提示,城市的gay中,约半数人有到同性爱活动场所进行不同形式的交往(也包括大量与性活动无关的交往)的经历。这种交往,为抵御社会歧视、释放性张力、建立良好的自我认同等提供了积极支持。发达国家相关历史表明,这种交往有利于提高gay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在缺乏相关AIDS干预的环境中,却为AIDS流行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我国也是如此。如果按照感染率已达1%计算,我国gay/Bi中已有8万人被感染。因此,必须认真关注以gay为主体的男男性接触者(MSM)中的AIDS流行。
MSM与AIDS政治
AIDS政治指个体/群体等与AIDS在不同层面、角度与社会相关的活动。由于AIDS是关系到人民健康、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公众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所以原则上应认为,凡是有利于AIDS防治的活动,就是政治上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
在一些发达国家,AIDS引发了gay和人权主义者等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冲突。其问,gay先后经历了“AIDS化”(指大众认为“同性爱=AIDS”)——“去AIDS化”(指AIDS流行主要转向主流人群时,社会不再注意MSM中的AIDS流行)——“再AIDS化”(指gay公开主动抗击AIDS的群体行动,并为控制AIDS流行的主力军之一)三个阶段。
与AIDS防治工作较为成功的国家相比,我国国情明显不同。我国讨论AIDS政治,目前多从政治、“三个代表”和人权、法制建设角度思考。
我国健康教育界90年代初首先从人权角度提出解决同性爱/ADIS问题的重大意义。但明确强调这一问题是“值得正视的社会问题”的,是文化界著名人士。文化界向大众社会直接传递了gay人群中AIDS流行的危险性在我国同样存在的信息。敏锐地从“讲政治”高度论及AIDS防治的高层官方人土是陈敏章教授(1997年)等。提示讨论同性爱/AIDS,应从政治的高度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