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同性恋空间演化与变迁研究
文章导读:本文基于酷儿地理学理论视角,通过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同性恋、空间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文章揭示了中国同性恋空间主要经历了从传统性公共空间、商业性公共空间到政治权利性公共空间的演化与变迁,在同性恋身份认同、社会交往和权利意识觉醒中发挥重要作用,反映着中国同性恋社会接受度和城市空间发生着积极地变化。笔者在比较国外经验和本土发展历程后,对当前中国同性恋群体构建“同志实体社区”的设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
1 引言
同性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依然是较为敏感的话题,同性恋及同性恋空间的话题一直较少受到中国地理学者关注。随着社会开放度和包容度的提高及身份认同的强化、同性恋权益意识的觉醒,同性恋对于社会资源和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利益诉求使得同性恋与空间的关系越来越显化和密切。国内针对同性恋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解释同性恋的成因及社会关系,而针对同性恋与空间的关系则十分有限。为了弥补地理学者对于同性恋空间研究的空缺,笔者通过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深入访谈、参观观察和历史文献分析等方法,主要对北京、西安和延安等地35位同性恋者进行访谈调查,发现中国同性恋空间呈现一条较为清晰的变迁演化脉络,同性恋空间整体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2 理论研究
2.1 “酷儿地理学”内涵解读
当今人文社会学科正在经历的“空间化”的思潮中,亨利·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提出空间关系是由社会关系所影响和产生的,强调空间的流动性,并且提出著名的“空间三元论”: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列斐伏尔反对资本主义日益强化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主张“空间的异质性”,即反对空间商品属性下空间的同质化,主张构建空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米歇尔·福柯则强调同性恋、空间和权力,认为公共空间在理论上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和通行场所,并不具有排他性,但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权力则通过文化霸权的强势群体对空间进行垄断,形成对文化弱势群体的空间排斥。酷儿理论是于1980年代初形成的性别研究理论,具有较强的后现代主义性,酷儿理论不断挑战和质疑传统性别的两分模式,反对异性恋正统性和霸权性,强调性倾向的流动性(Fluidity)。
地理学家受到酷儿理论的影响后,不断扩展同性恋与空间关系的内涵,突破传统地理学对于性别和性行为等在空间上映射的关注,开始转向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与空间政治的研究来颠覆和重构异性恋正统和霸权下的城市空间本质,并且认为对异性恋霸权下空间的再概念化和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是十分必要的。David Bell、Jon Binnie和Gill Valentine作为酷儿地理学的理论探索的奠基者,主要着眼空间和权力对同性恋进行研究。Bell和Valentine认为,酷儿身体在特定空间的存在是异性恋定义下的空间;同时Bonnie认为同性恋空间是对异性恋空间的“入侵”,空间的本质并非具有异性恋的特征,而是在异性恋正统下构建的。同性恋空间概念重构对于性别与空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下的同性恋空间不断挑战着传统理论对于同性恋空间的定义,同性恋空间具有的植入性、异质性的特征亦逐渐转向激进的具有政治权利特征的空间转变。
2.2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下的“酷儿”与空间
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物质空间的重要性不断弱化,场所的重要性逐渐强化。“酷儿理论”对异性恋正统性(Hetero-normative)和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 hegemony)对于空间的分类进行了近乎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空间在酷儿意识发展和觉醒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David Bell与Jon Bonnie面对新形势下同性恋空间的不断演化,探索同性恋空间的新内涵,认为后现代语境下,“新同性恋正统性”重构的重要决定影响因素是企业行为及管制与同性恋权益的促进,亦是作为性公民(Sexual Citizenship)推动空间权利的重要手段。
大量研究证实,全世界范围内同性恋生活与城市息息相关,同性恋空间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不断变迁。Louis Wirth认为城市性是城市具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城市性(Urbanism)主要包括3个因素,即规模、密度和异质性。农村强调核心家庭结构具有较强的异性恋正统性,即重视典型家庭性别角色,笔者认为相比农村而言,城市的匿名性、多机会和异质性对同性恋表达个体身份与规避异性恋霸权等具有较大吸引力,成为同性恋迁移的理想胜地。城市的匿名性在同性恋社会交往过程中可以保护同性恋者的隐私,极大程度地规避了社会污名化;城市的多机会主要体现在同性恋大量地聚集于城市,极大地增加了同性恋间社交的几率和满足同性恋情感及性自由的诉求;城市的异质性为亚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基础,促使同性恋亚文化的构建和完善。城市极大程度地加速了同性恋聚集区的形成和同性恋社会网络的建立,并且在同性恋空间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最早关于性别和空间的研究主要针对北美城市,Loyd等学者首次提出了“同性恋景观”的概念。Castells则通过对旧金山同性恋空间的研究,较为明确地划定了旧金山同性恋居住区、商业区等,并且进行详尽的绘制,是同性恋空间最早的研究之一,同时认为同性恋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更大程度地解放同性恋空间领域,激励同性恋政治权利和文化的构建。Martin Levine针对西方主要城市,提出了“同性恋聚集区”(Gay Ghetto)的模型来研究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理特征,认为“同性恋聚集区”具备四个要素:场所集中、文化区域、社会隔离和居住集中。区别于传统“空间”的概念,“同性恋空间”并没有较为明晰的边界和领域基础,本研究基于酷儿地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分析同性恋、空间和权力间的关系来研究中国同性恋空间的发展历程,同时比较国外“同性恋聚集区”的典型案例,对我国近年对于构建“同志社区”设想进行反思。
3 国外同性恋空间发展历程
3.1 美国“石墙革命”到“卡斯特罗同性恋聚集区”
1950年到1960年之间,美国司法制度对同性恋存在较为严重的歧视,其中包括夜间对同性恋酒吧的“突击严打”甚至吊销营业资格,同性恋间牵手、接吻或者在酒吧出现会成为被警方逮捕的理由。1969年6月28日,纽约西下城格林威治村发生一系列暴力示威活动,即著名的“石墙革命”,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首例自发反抗政府歧视同性恋的历史事件,是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重要里程碑。随后英国、法国、新西兰等地成立了同性恋解放战线,使同性恋逐渐展现在公共空间中。2003年,美国内务部宣布并将石墙酒吧列为“国家历史纪念址”,成为纽约著名的同性恋城市景观,也是全世界同性恋重要的纪念性空间。
“石墙革命”之后,同性恋群体为了表达自身的作为“酷儿”的生活方式,开始建立同性恋社区,大量同性恋开始向纽约、洛杉矶及旧金山等地迁移。其中在旧金山市卡斯特罗地区是美国较早的同性恋社区之一,具有两个主要特征:(1)卡斯特罗同性恋聚集区不断向邻近区域扩张。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其中包括酒吧、健身俱乐部、商店和社区活动室;(2)同性恋家庭开始融入柏奈尔岗和波特雷洛冈工薪阶层社区生活,其中主要以女同性恋为主。同时,同性恋家庭依托相对经济的住房优势和开放多元文化的社区环境中较好地融入了社区生活。
不仅如此,大量研究揭示同性恋在美国城市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城市更新和保护过程中,同性恋作为代理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旧金山“维多利亚联盟项目”中,90%的住宅通过同性恋个体或者同性恋伴侣而得到保护和改造,同性恋通过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自我判断及对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认同促使同性恋更愿意居住在城市通勤区,因此土地价格稳定增长,并且降低按揭贷款门槛。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即将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建筑进行拆迁改造,同性恋在旧金山等城市更新和社区邻里环境变迁中发挥了较为主导的作用,是城市更新和发展的“先行者”。
3.2 欧洲同性恋空间发展特征
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形成了以公厕、旅馆和公园等为主的同性恋空间,60年代左右出现了以同性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同性恋红灯区、酒吧及浴室等,与此同时,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空间仍存在一定差异。Winchester和White于1988年绘制巴黎女同性恋聚集区,发现女同性恋受限于自身的经济收入因素和规避潜在威胁(主要来源于男性暴力、歧视女性者和恐同性恋者),在选择空间集聚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住房价格相对经济便宜和居住条件安全性较高的区域。相比之下男同性恋具有较高的社会可见度,英国布莱顿市开始迎合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年轻同性恋市场,逐渐形成了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商店等中高等收入男同性恋的消费空间,同时布莱顿市同性恋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差异因素决定的阶层分化,即注重“男性特质(Masculinity)”和“身体健美”的男同性恋开始从对高消费生活方式有着较低支付能力的同性恋中分离和区别出来。
在全球化的浪潮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影响下,多元文化逐渐资本化,同性恋空间作为一种特色“城市景观”和“符号经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出现“酷儿化”及同性恋空间的“商业化”,形成以同性恋文化为主题、同性恋为主要目标市场、吸引异性恋的消费性空间。随着荷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的国家后,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因其开放和自由的城市氛围被誉为“同性恋之都”,成为欧洲较大的同性恋旅游目的地。其中旅游业中约12%的就业岗位来源于同性恋旅游市场,由于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官方亦不断推进同性恋旅游业的发展。随着社会包容度的不断增加和同性恋公共空间的不断透明化,全世界范围内均出现了以同性恋分布密集的城市作为世界范围的旅游目的地,并且将同性恋空间资本化和作为生产空间推向市场。
4 中国同性恋空间发展阶段划分与特征
4.1 中国古代同性恋空间发展历程:从“龙阳断袖”到“象姑馆”
4.1.1 权贵化时期
据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杂说称娈童始于黄帝”。目前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对于同性恋的描述始于《商书·伊训》,提出世有“三风十愆”,即“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其中“比顽童”则是对同性恋的描述。至春秋战国时期,魏王的男宠“龙阳君”让同性恋有了“龙阳”的称谓,此后史书中关于同性恋的记载也不乏于耳,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汉哀帝与其男宠董贤的“断袖之交”成为一段同性恋的佳话。同性恋便不断地在中国各类的历史典籍和文学创作中出现,通过大量史籍的记载,有关早期同性恋的描述大多数集中在皇宫贵族的宫殿或府邸,同性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个人癖好更多的与权贵空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4.1.2 风雅化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学的影响,儒教的正统性受到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仪教条的约束力不断弱化,这一时期人们崇尚自然,唯美主义大行其道,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人们追求精神的富足和人性的释放,男色的审美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看杀卫玠”便是其中最为典型例子:“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下都即西晋旧都建康,都城市民为一睹卫玠之貌而将都城街道围堵,其中不乏男性爱慕者,成为中国历史上崇尚男色而改变城市景观著名的案例。同时沈约也在其《塘上行》中对娈童的美貌大加赞美:“既美修嫮女,复悦繁华童。夙昔玉霜满,旦暮翠条空”。其中“繁华童”便是取材于同性恋典故,沈约在诗中用山水、花草的自然景观来烘托男色之美。在崇尚自然和审美的历史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同性恋与自然景观的密切关系具有较强的人本主义意味,将中国古代历史中同性恋主要依附的权贵空间转入精神世界和自然空间相结合抽象空间,“尚男风”成为文人墨客的一种“风雅之趣”。
4.1.3 世俗化时期
早在唐朝便出现了男妓一职出入于风月作坊,他们不仅为女性提供性服务并且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到极度封建并且注重礼法的宋朝,政府贴出“禁男淫文”的公告通过法律手段来管制同性恋行为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思想,虽然政府和社会文化都对同性恋呈现出负向态度,但是宋朝男风之好亦未衰止,并似有更甚之势。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道:“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即新门外地区也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一定规模所谓的“同性恋聚集区”。至明朝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四海升平的社会环境不断滋生了“浮华世风”,同时在哲学家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影响下,社会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逐渐突破了传统儒家的正统性,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追求肉体享乐,男娼也由此更加繁盛,“象姑馆”也应运而生,并且相继在江浙一带出现,逐渐形成了具有空间集聚和经济效应的男娼妓业集聚区,成为我国最早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粉红经济区”。直至清朝期间,男风并未衰减,京城八大胡同便聚集了许多同性恋性交易场所,其中不乏相公堂子为市民提供男性性服务,其繁盛之势,在明清小说《金瓶梅》和《姑妄言》等中可窥一斑。
4.2 城镇化与同性恋迁移
大量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从农村向城市迁徙是同性恋的重要特征,也是同性恋的重要体验。城镇化对于同性恋空间的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城市快速建设加速了同性恋空间的重构和变迁,使同性恋空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城市更新推动了同性恋空间的分化,即由于同性恋群体内部的收入差异、教育程度和地域差异所形成的空间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客观上为同性恋的迁移提供现实外部条件。笔者针对同性恋迁移的目的进行了调查,其中受访者01和02较为典型:
受访者01:“在小地方和别人出柜是不可能了,但在北京的话,我就会随意一些,没那么拘束。来北京我就不用伪装自己了,可以释放自己,当然是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有!在小县城,我没有太广的交际圈,所以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北京比较熟悉,而且我好多朋友都在那里,而且大城市毕竟物质生活丰富一些,并且也是“大隐隐于市”,给我很多的空间,交到“朋友”的机会更多一些。”(Purple Rain, 2013)
受访者02:“我已经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还没和父母出柜,我觉得还是离家远一点比较好。而且北京发展机会多,工资待遇好,有没有北京户口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在北京能过得更自在一些。”(小杨; 2013)
根据笔者2013~2014年之间对于不同地区同性恋的访谈和研究发现,同性恋迁移的主要原因有三:(1)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同性恋在迁移的过程中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主要包括更好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发展的要求,同时成熟的城市资源配置和高消费水平是吸引同性恋迁移的重要因素;(2)传统社会压力的规避:家乡传统的束缚和保守社会环境是同性恋背负压力的主要来源,城市的匿名性和包容性为同性恋规避“社会污名化”提供空间基础;(3)更多的交友机会:同性恋在城市中高密度的聚集客观为同性恋交友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和几率,同时多元和异质性的城市环境为同性恋提供了更多的性自由,满足同性恋的社交的需求。
4.3 建国后中国同性恋空间发展特征
4.3.1 传统性公共空间: 圈内人的“点儿”
改革开放以前,笔者在研究及访谈的过程中与我国早期的关于同性恋活动场所研究的李银河、富晓星等学者结论一致,即同性恋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公园、广场、公厕和浴室等,通过“圈内人”的口耳相传形成同性恋群体中的“点儿”。“点儿”内存在同性恋独特的交流方式,亦是同性恋亚文化的特征之一,即同性恋通过“眼神”(Gaze)识别同类。早期中国同性恋的“点儿”具有较强性和欲望意味,主要有4个空间特征:(1)人口高密度汇集的商业繁华地段:具有较高人口聚集的城市商业中心,人口聚集度和异质性较高,为同性恋交往提供了一定的物质空间基础;(2)较高的交通可达性: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同性恋的交往提供积极条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同性恋寻求交往和“性”的几率,是促成“点儿”形成的重要条件;(3)无排他和低成本的公共品性:大多数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具有较低的使用门槛(如公厕、公园和浴室等免费或者收费低廉),是无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空间;(4)空间的半私密半公开性:传统同性恋空间具有较强的半私密和半公开性质,公厕和浴室等特殊建筑功能能够达到在私密性空间内性器官的裸露,同时通过同性恋之间的“注视”和“眼神”进行性邀请,并且借助周边环境的良好绿化景观和构筑物遮蔽完成“性交往”。
受访者25:“来这儿(东单公园)的人很多,这也算是个圈内的“圣地”,有时候坐一会看到不错就直接上去和对方聊天,要么就在厕所里,稍微盯着看看,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然后就去周围人少树多的地儿玩玩就完事了。”(a叔; 2014)
同性恋在公共场所的性行为对同性恋聚集区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一方面,公共场所性行为是性压抑和同性恋边缘化的应激反应,形成性解放和对于异性恋霸权性行为模式的反抗;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性行为作为一种性表达亦能够构建和强化同性恋的集体认同。
4.3.2 商业性公共空间: 粉红经济逐渐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大众的欲望逐渐被唤醒,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消费需求。根据LGBT资本公司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消费调查,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群体占全球消费市场的5%~10%,中国大陆具有30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仅次于欧洲(8700亿美元)和美国市场(7500亿美元),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Joseph Harry通过城镇化和同性恋酒吧数量的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同性恋的流动性和同性恋酒吧的客源丰富性,形成了以酒吧、会所为主的商业空间聚集形式。1990年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新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其中包括酒吧、桑拿和会所为主的商业性公共空间。最为突出的是同性恋酒吧,在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同性恋酒吧扮演着信息交换、内部文化构建和教育的重要空间载体;另一方面,同性恋酒吧在同性恋权力斗争和争取公共空间权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新兴的粉红经济”的空间类型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如同性恋咖啡店、同志餐厅等吸引大量同性恋的关注和消费。
受访者11:“比起老家,在北京的话Gay会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我会经常去Gay吧里喝喝酒聊聊天,在那儿(Gay吧)也能交到一些朋友。(经常多久去一次?/每月相关开销是多少?)我经常一个月去三四次,一个月下来少说三四百,有时候一千多,其中主要是花在喝酒和开房上。”(涛涛; 2014)
受访者35:“虽然我们的咖啡店并非标榜自己是“同志咖啡店”,但确实主要的顾客群是同志,这里经常会放映“同志电影”或者讲座来让更多的同志来沟通交流,来的大多数朋友也是都市白领或者大学生,素质都蛮高的。所以我也蛮希望咖啡店不是间普通的咖啡店,而是成为同志间学习交流的空间和平台。”(北京东城区某同志咖啡店老板; 2014)
综上所述,商业性公共空间的出现和崛起逐步丰富了同性恋的城市生活,并且具备两个主要特征:(1)存在一定的经济门槛。同性恋使用这类空间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时服务的主要人群是工薪阶层和高校学生,具有较强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和享乐主义特征;(2)具有商业和社会效益多功能空间。商业性公共空间的出现弥补了同性恋传统性公共空间较为单一的功能即满足欲望和性的需求,通过消费获得娱乐和消遣来拓展了同性恋的生活内容,并且构建群体内部社会网络。同时商业性公共空间与同性恋身份认同开始紧密相关,成为了教育和促进同性恋权益意识觉醒的社会文化空间。
4.3.3 政治权力性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权利的觉醒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废除了流氓罪,被认为是我国“同性恋非罪化”的重要标志。2001年4月20日中华精神病科学会颁布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的非病理化。不仅如此,2012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之际,社会学家李银河积极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均为同性恋政治意识觉醒和社会可见度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也较强地体现在近年来同性恋对于社会公共空间的使用的利益诉求及其“维权”过程当中。
6月是众多西方国家的“同性恋骄傲月”,用于纪念“石墙革命”这一同性恋维权的标志事件。2009年6月由海内外共同组织的“上海同志骄傲周”成为内地首个同性恋狂欢节,旨在倡导平等、关注健康,并且通过影展、“脱口秀”、讨论会和募捐等活动形式提升中国同性恋的社会可见度,超过1000名在沪同性恋参与系列活动。主办方一方面强调通过“骄傲周”推动LGBT群体的社会透明度,推动同性恋权利的争取,架起沟通官方、公众和同性恋群体的桥梁;另一方面,主办方也重点强调活动组织形式主要以内部交流为主,并且在私人场所完成,不组织类似于欧美的“上街”活动。
2013年5月17日为“国际不再恐同日”,由各地同性恋团体组织的“长沙同志反歧视游行”约有100多人参加,从南湖大市场出发向长沙火车站行进,成为2013年长沙市独特的“城市景观”,但由于未向公安部门备案,组织者被拘留12天,同时组织者称曾于2012年成功组织一次规模较小的同性恋反歧视游行,并且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同性恋游行活动。同性恋集体的“出柜”(Come-out)和亮相对于同性恋社群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通过隐秘的私人空间向公开的社会空间转变,更多的出现于社会公共空间视野中能够更好的推动同性恋自身政治权利进步。
“上海同志骄傲周”中主办方“不上街”的承诺和“长沙同志反歧视游行”组织者的被拘留等各地同性恋活动遭到的挫折,一方面反映了同性恋从群体内部化向群体公开显化的转化,即同性恋从被动的容忍和接受转向主动积极的反抗和维权;另一方面,各地城市管制部门对于同性恋活动采取了不同管制方式反映了不同地区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容忍度存在的地域差异,同时也说明中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如同性恋者对于公共空间使用的限制及中国对于同性恋公共空间使用权利的定义的空缺。北京“新前门大街”同性恋婚礼策划和组织多少体现了同性恋的“精英主义”情怀,“上海同志骄傲周”则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舶来品”的意味,而广州人民公园同性恋与警察对峙维权则更多的体现了我国“草根主义”对于公共空间的异性恋正统秩序的反抗和对同性恋权益的争取,都为中国同性恋的空间政治权力的意识觉醒和同性恋自身权益的维护发挥着“标杆性”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5 同性恋空间研究的新挑战及新趋势
5.1 同性恋网络虚拟社区形成
网络的普及让同性恋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网络社区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社交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网络的匿名性和去身体性(Disembodiment)使同性恋可以脱离来源于传统物质空间框架下的社会交往模式压力和社会污名,以真实的信息和透明化的身份来模拟现实空间进行网络空间情景进行社会交往(如中国同志交友软件Blued和Zank通过定位和信息发布的方式进行交友或约会);(2)网络社区在促进同性恋意识觉醒和推动同性恋权益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手作用,网络社区不断增强同性恋的可见度,促使同性恋社群原本内部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向外部化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合,在探讨同性恋重要议题和时事时,逐渐形成了“意见领袖”和同性恋草根族群结合的网络组织方式在推动同性恋运动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淡蓝网”和“阳光地带”会不定期策划和组织同志运动或交流活动)。因此,网络社区在同性恋社群中扮演着沟通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桥梁作用。
5.2 同性恋内部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同性恋社群内部的阶层分化,主要由同性恋对于社会资本和物质空间资源的可达性差异造成,形成同性恋群体内部阶层分化的主要有三方面:(1)有限的区域迁移能力。同性恋群体中,能够支付高房价和居住迁移的成本是同性恋群体内部形成社会分层的首要条件。(2)同性恋工作类型的差异。同性恋群体内部有着较强的消费欲和能力,对于工作闲暇时间的规划也是群体内部区分工作特质的差异是群体内部形成自我交流语言的一个重要基础。(3)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表达的消耗。同性恋聚集区的形成是一种特定的亚文化产物,必须通过有形“符号”的构建和活动来强化群体内部的社会认同,因此,消费主义是其中较为明显的社区文化特征。同性恋群体内部阶层的形成也在空间上形成一定的反应,“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消费能力逐渐形成了以“同性恋精英”为主的空间聚集。笔者通过对不同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同性恋者进行访谈和调查,发现同性恋在中国当代语境下逐渐形成了以同性恋精英、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同性恋内部社会结构分化,使同性恋空间的研究更为困难和复杂,也对地理学者研究同性恋及其空间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5.3 多学科融合和新技术引入的必然性
纵观国外酷儿地理学研究进展与经验,未来中国同性恋空间研究的应注重两个方面:(1)完善酷儿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搭建。相比较国外酷儿地理学发展,我国酷儿地理学还处于探索阶段,地理学者应当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从多视角和多领域的方面,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方法论,充分发挥地理学学科特征,继续完善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酷儿地理学理论体系。(2)加强新技术和新研究方法的引入。中国在未来酷儿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地理学者不断加强对于GIS和RS等技术的运用,加强学术研究过程中对于新技术的运用来指导研究。同时,不断加强地理学者对于GIS针对酷儿地理学特色平台和插件的开发,充分利用技术的优势来应对研究过程中对于复杂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6 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酷儿地理学”内涵的解读,本文从空间政治的角度,通过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同性恋空间的演化和变迁。中国对同性恋从非刑事化到非病理化到逐步人性化的过程,笔者发现中国的同性恋空间随其社会权力提升的背景下,呈现出一条较为明晰的历史变迁历程——改革开放前,同性恋主要聚集于传统性公共空间,其中包括公园、公厕、广场和浴室等;1990年代以来,商业性公共空间逐渐成为同性恋重要的生活空间;21世纪初以来,中国同性恋空间开始转向政治权利性空间,同性恋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的权力和诉求。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影响下,许多大城市如广州和成都同性恋积极分子开始提出了构建“同志实体社区”的计划和设想,同性恋社区的构建一方面可以促进同性恋社群内部的文化构建和意识觉醒;另一方面,同性恋社区可能会造成群体脱离社会主流生活,加剧了异性恋霸权对于公共空间的控制和垄断。比较欧美同性恋聚集区的经验,笔者认为中国在构建“同志社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自身社会文化特征,避免中国同性恋社区的成为“乌托邦式社区”,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地理学者需要纳入社会经济的维度,从同性恋行为活动、居住模式、同性恋社区内部组织等方面深入研究中国同性恋空间的实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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