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爱者、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群体人口数值估测
文章导读:主要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口基数和潘绥铭2010年对中国成年人口的多层等概率性学抽样调查给出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结果:估测我国男同性爱者(包括男双性爱者)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2100万,性活跃期男男性行为者约922.4万;我国女同性爱者总人口可达1200万左右,性活跃期女女性行为者约816.7万;配偶是男同性爱的女性人口数约为1360万,配偶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有近1000万。结论:我国有数量庞大的同性爱者和同性性行为者群体以及相关的女性群体,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亟需医界等学界高度关注,在未来的10几年内,我国“可见的”同性爱者和同性性行为者群体数量会有所增加,而固定伴侣是男同性爱者及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数值将不断下降。 |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进程使学界对国人性状况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艾滋病(AIDS)流行模式的变化,有力推动了对同性爱者和同性性行为者(people with same sex sexual behavior)的认识和关注,并扩展至其他关联群体。虽然国内曾有对我国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人口数值的估测,但所提供数据已不能满足医界需求,而且医界对MSM的科研已扩展到心理健康领域。与此同步,国内总人口数值不断增多,并有社会学界对国人的新调查报告问世。在新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性向少数群体及关联人群的人口数值。
1 某些重要概念
1.1 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
不同学界对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的定义,长期存在重大争议。精神病学及临床心理学强调,同性爱者是在可与异性接触的“正常”环境中,在思想、情感乃至行为方面对同性持续表现出性爱倾向的人,即便他们能与异性发生所谓“正常”性行为,也难以与异性较好建立和维系性伴侣关系;双性爱者的不同只在于他们对同性和异性都能持续表现出性爱倾向。总体上看,这是从心理角度定义,它主要用于相关的医界,包括常用于MSM/AIDS科研。
现实的丰富复杂性历来难以用简单定义囊括。一些实例凸显出精神病学界定义的明显局限性。国际间许多权威学者质疑医界定义。同性爱一词1880年代首先进入医界(司法精神病学界),但现代性学奠基人金赛指出,把同性爱者认定为特殊的、可以区分的人毫无意义,金赛并采用“绝对同性性行为者”等描述方法。当代性社会学家指出,从人的欲望、行为和自我认定三种尺度定义同性爱者并调查其人口数值,所得结果差异甚大。双性爱者更难认定,因此社会学家在大样本性调查中,常把自认性向为同性爱和双性爱的人归入同一类性向少数人群,给出的同性爱者人口数值也包含双性爱者,或根本不提及双性爱者。美国社会学界的权威调查发现,男性中自青春期开始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性行为者高达9%,其中40%男性的这一行为发生在18岁前,18岁后有过同性性行为者为5%,自认男同(及双性爱)者仅2.8%;女性中这三个数值对应的数据分别是略过4%、4%和1.4%。这项调查并发现,美国前12位最大城市市区,自认为男同性爱(及双性爱)的人占成年男性人口的略过9%(在那些城市郊区,它降至略过3%),第13—100位大中城市,这个数值是略过4%(在那些城市郊区,它降至略过1%),在其它城市及乡村,对应的数值是1%以上。调查发现男同倾向于从自己出生的小城市和乡村迁徙到大城市。与男同不一样,女同的这种迁徙倾向不那么显著。不赞同医界定义的性学家黑伯乐进一步指出,人类中有同性性接触的人所占百分率,在过去、现代和将来的数值都极小,是一个“恒量”。
中国进行过大样本性社会学调查的刘达临和潘绥铭在调查报告中都不刻意区分同性爱者和双性爱者,只报告同性爱者数据,并把性欲冲动在一段时间内也指向异性但总体上更偏好同性的人归入同性爱者中。
本文所指的同性爱者通常包括双性爱者,专指其中的男性或女性时简称男同或女同。
1.2 男男性行为者
这个命名的使用与AIDS流行有关,它备受关注起因于AIDS首先在美国男同中发现。作为行为学定义,它同步衍生出同性性行为者、女女性行为者这类定义。国际间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术语,同性性行为者这一命名比同性爱者更有助于了解人类性状况的真相。同性性行为者可作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讲,男男间只要有过一次达到性张力释放的行为即均列入MSM,无论其技巧如何,或它发生于幼儿间。社会学调查常涉及这一数据,此时所获数值通常达10%左右或更高。医界所指则不同,它是从狭义认识同性性行为者,定义通常限于和性传播感染明确相关的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跨性别者等,所得数值明显低于社会学调查。已注意到某些原因可以使同性爱者没有同性性行为,以及大量青少年因好奇心及偶然发生无医学意义的同性性行为(如男男间的偶然手交)。对这类同性性行为者的数值,本项估测不列入讨论。
1.3 女女性行为者(wo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WSW)
这一词汇主要由医界采用,通常泛指已有同性性行为的女同及有变性倾向但尚未手术变性的女性。金赛将女女性行为定义为“对其他女性所产生的性反应,以及女性对其他女性所进行的明显接触”,并认为“同性性接触固然有爱的情感和心理在其中,但更根本的标志是同性双方发生具体实际的性行为”。
由于一度普遍认为女女性行为过程中体液交换极少,AIDS感染的风险极微,所以对WSW的科研远少于MSM。但随着对此领域研究深入,发现女女间同样可以存在不安全性行为,感染性病的风险也较高。研究表明,女性间最常见的性行为方式是手-外阴接触(手交)、口-外阴接触(口交)。这类行为可以使口腔或阴道黏膜(特别是有伤口时)暴露于阴道分泌物或经血,进而可能导致病原体传播。
美国一项对50个州6935名自认同为女同的调查发现,77.3%有一个或以上男性伴,70.5%有阴道性交,17.2%有肛交,17.2%感染过性病,近1年内5.7%报告有男性伴。国外对WSW中性病感染的多因素分析显示,阴道-阴茎性交、累计性伴数多或男性伴数多、使用性器具是WSW感染的危险因素。我国的调查显示,一线城市WSW中性病患病率甚高,如对北京150名WSW的调查发现,性病总患病率高达34.67%,易患性病依次为淋病、细菌性阴道病、真菌性阴道炎;但三线城市WSW中性病感染率明显为低。
1.4 同性性行为者中的其它亚群
同性性行为者中除同性爱者及双性爱者外,还有两个亚群,即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向同性“卖性”的性工作者。跨性别者概念由易性症者(变性欲者,transsexuals)定义衍化生成,其定义同样富有争议。真正的易性症者,特征是持续地把自己认定为异性并强烈希望变性,其愿望通常经变性手术等达成。跨性别者包含多种自认为性别与生物学性别(生理性别,出生时根据生殖器被认定的性别)表现不一致的人,如印度的“海吉拉斯”女性。transgender 的反义词是cisgender,后者译作原性别(者)或本性别(者),意指个体生物学性别与其行为或其角色“完全匹配”。
我国许多对MSM/AIDS的调查发现,相当高比例的MSM有过向同性的“卖性”行为。然而真正以向同性提供有偿性服务为“职业”谋生的性工作者,人数相当有限,主要聚集在一、二线城市及少数开放且人口多的三线城市。
1.5 固定伴侣是男同的异性爱女性
它包括三个亚群:(1)现配偶是男同的异性爱女性(一般女性);(2)与男同有恋爱关系但无法定婚姻关系的一般女性;(3)虽与男同离异但仍有某种伴侣关系的一般女性。这类女性与并非MSM的男同的伴侣关系中,主要遭遇的是自己及对方的心理健康问题。当女性与男同有性交行为且后者是MSM时,女性则处于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中。由于欧美发达国家政治、文化背景等不同,性别和性向不同的生活伴侣很少。但中国等许多国家的男同普遍结婚,这种女性是人口基数庞大的群体。国内男同/MSM把AIDS传播给其妻,甚至后者离异再婚并已怀孕后才确认感染的事件已有学界和媒体报告。我国男同社区部分人士反对对该女性群体进行科研,然而对这种存有相当争议的现象和人群,学界应加强研究。
合法的婚姻并不能有效制约男同的高危性行为。在婚男同可能普遍较少重视对其配偶的健康保护,婚姻似乎未能使他们在同性性交中更多虑及保护自身和配偶的安全。Hernandez等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和男性或与“海吉拉斯”女性都有过性接触的MSM性伴更多,更倾向于成为女性性工作者的商业性伴并和女性肛交及口交,这使得与MSM有性关系的大量女性生活在易感染性传播感染的高危环境中。Sheehy等对尼日利亚557例有肛交史的MSM的研究显示,过去2个月48.1%与女性有性行为;有女性伴的MSM中56%有偶遇女性伴,69%有多个女性伴;后者中高达45.1%与女性肛交过且74.0%未采取防护措施,66%与女性发生过无保护阴道性交;分析提示MSM的双性性行为与已婚或与女性同居有关。许娟等发现在婚MSM 无保护肛交与无保护阴道交比例均高于未婚MSM,更偏好去浴池、桑拿寻找男性伴;他们接受过AIDS检测咨询及宣传的比例也低于未婚者。史同新等发现在婚MSM 与男性及女性性交时使用过安全套的比例均显著低于未婚MSM。
纵观多篇中外文献,男同与一般女性结婚的原因无外乎传统道德理念和宗教信仰的制约(即把家庭和妻子当成社会舆论的“挡箭牌”)、对家庭温暖和孩子的渴望、对性身份的认同缺乏认识和混乱。张北川等2012年一项对140余例固定性伴(曾)是MSM的女性的调查发现,其中1/3出现过典型性病症状,不足1/3做过AIDS检测,2人阳性;已婚者长期遭受丈夫以性冷淡为主的精神暴力者约占70%,被固定MSM性伴不止一次殴打者超过20%;有抑郁症状者超过90%,曾有强烈自杀念头者高达40%,有自杀未遂史者近10%。
2 中国男同与男男性行为者人口数值估测
2.1 男同人口数值
0~14岁年龄组人口通常性向未确定,不计入。本项估测只计算15~64岁男性人口中的男同人数。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以每5岁作为一年龄分层)提供的2012年全国人口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831‰),15~64岁年龄组男性总人口为51186.0万(人)。潘绥铭等2010年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的多层等概率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潘绥铭调查)发现,我国2.5%~5.0%男性自认为男同。估测中国该年龄段的男同数值为51186.0万×(2.5%~5.0%),即1279.7万~2559.3万,中间值1919.5万。结合考虑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男性人口多达6098.8万,男同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2100万。
需要注意的是男同/MSM的数值在地理上并不是均匀分布,它受到当地(城市)人口规模、开放程度等的明显影响。我国一、二线城市及相对开放、人口较多的三线城市的多项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男同/MSM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来自较小城市及乡村,从而也反映出男同有向更大和更成熟社区的大城市流动的倾向。
2.2 性活跃期男男性行为者数值
中国近年每年新报告的AIDS感染中,男男性传播所占百分率不断上升,2012年达19.1%。确定处于性活跃期MSM人口基数,可用于估测AIDS防控工作应覆盖的该高危行为人群数值及它所影响的一般人群的人口规模。
潘绥铭调查发现,中国男性首次性交平均年龄22.5岁,性活跃期平均年龄上限(近一年内无性交行为发生的年龄上限,“性退休年龄”)为52.4岁。估测性活跃期MSM的数值,亦需确定中国MSM的性活跃年龄。很多调查表明,与一般男性相比,男同倾向于性意识觉醒年龄较早,首次性交年龄较小。经查阅《中国艾滋病性病》2009年第1期至2013年第12期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9年第1期至2013年第12期,共发表与MSM有关的专业文献(含文题涉及男男性行为、男男性接触等的各种文献)203篇,32篇文献给出了44组关于MSM样本量和首次性交年龄的数据,这44组数据样本量共计9.8万例(其中一篇样本数量约是8万,是收集和分析2002至2010年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后做的分析),其中29篇论文给出平均年龄和标准差。综合分析29篇论文的37组数据,得出MSM的首次性交平均年龄为20.2岁;另外4篇论文有7组数据只给出MSM首次性交年龄的中位数,分别是20岁(4组)、19岁(2组)和18岁。本项估测据此将MSM的性活跃平均起始年龄定为20岁,并估测MSM的性活跃期平均年龄为20~52.4岁。《年鉴》中相对应的20~52.4岁年龄组男性人口数为36896.0万(50~54岁组人口取其一半的数值)。潘绥铭调查表明,在男性人口中,有与同性性交史的男性人口比例为2.1%~2.9%。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MSM为36896.0万×(2.1%~2.9%),即774.8万~1070.0万,中间值922.4万。
3 中国女同与女女性行为者人口数值估测
3.1 女同人口数值
中国15~64岁女性人口数为49153.5万。潘绥铭调查显示,女性中自认为是女同者为2.0%~2.4%。由此估测中国女同数值为49153.5万×(2.0%~2.4%),即约983万~1180万,中间值约1081万。结合考虑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女性人口多达6621.2万,女同总人口极可能达1200万左右。
3.2 女女性行为者人口数值
潘绥铭调查发现,中国女性首次性交平均起始年龄为22.7岁,性活跃期年龄上限平均为50.3岁;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比例为1.6%~1.8%。国内仅4篇文献报告了WSW的首次性交年龄。其中2篇样本量共计149例,计算得出首次性交年龄平均为20.0岁;另外2篇只给出首次性交年龄的中位数,分别为150例,中位数19岁和60例,中位数20岁。本项估测将WSW的性活跃平均起始年龄定为20岁,估测WSW的性活跃期平均年龄为20~50岁。《年鉴》中相对应的20~50岁年龄组女性人口数为34465.2万。由此推算出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WSW为34465.2万×(2.1%~2.9%),即723.8万~999.5万,中间值861.7万。
4 其它同性性行为者人口数值
台湾官方公布,该地区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完成变性手术并进行性别变更登记者总共467人,目前尚有跨性别者1000余人,其数值不足台湾总人口2336万的0.1‰。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大陆至2012年末总人口为135404万。以台湾的有关百分率推算大陆男女跨性别者(含已行变性手术者)人数仅10余万人。这个数值即便倍增,也不足男女同性爱者数值的1%,因此不单独计算和加入。
性工作者的数值随经济形势、就业状况等变化而波动。同性性行为者占成年总人口的百分率相当低,换而言之,由于性工作者的“客源”有限,所以向及兼向同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职业化”性工作者的人口数值,对同性性行为者的总人口数值的影响很小,不单独计算。
5 中国固定伴侣是男同/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人口数值估测
5.1 配偶是男同的女性人口数值
因为不确定因素较多,故难以估测我国与男同/MSM有过性意义上的暂时的男女交往以及发生过性交却未进入婚姻的一般女性的人口数值。本研究只估测与男同结婚的一般女性的数值。
《年鉴》给出我国初婚有配偶的男性人口数为40287.1万。社会学家刘达临等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90%的男同已与女性结婚或认为不可避免会结婚。结合潘绥铭调查数据推算,已婚和将会结婚的男同人口比例为(2.5%~5.0%)×90%。估测初婚有配偶的男性中,有40287.1万×(2.5%~5.0%)×90%的人是男同,即属于初婚的在婚男同906.5万~1813.0万,中间值约1360万。
以上数据表明,有同等数值的女性与初婚男同结合成婚姻关系。另外由于部分男同不止一次结婚,所以配偶(曾)是男同的一般女性的总数值极可能达到或超过1400万。
5.2 配偶是男男性行为者的女性人口数值
根据《年鉴》、潘绥铭调查和刘达临等研究提供的数据,推算在初婚有配偶的男性中,约有40287.1万×(2.1%~2.9%)×90%的人是MSM,即846.0万~1168.3万,中间值906.5万。考虑到许多未婚男女彼此性交过但最终并未结合成婚姻关系,所以至少有近1000万一般女性因固定性伴是MSM,存在易罹患性传播感染的风险。
6 某些长期预测
未来15年内即2030年前,这一时段男同和女同的数值将随进入青少年阶段的人口数量增多而有缓慢的滞胀式持续增长。中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15年后,由于阶梯性小幅增多的人口开始进入青少年期,男同和女同人口数值短期内会对应发生较明显的阶梯式增多,之后在新的水平上再度进入缓慢滞胀阶段。然而,随文化及政治对同性爱的禁制较快弱化,“可见的”同性爱者会不断明显增多。
随国人首次性行为年龄普遍提前和社会对同性性关系的禁制较迅速弱化的影响,同性性行为者人口可能会较明显地持续性增多,直至达到或略超过同龄男同、女同人口数值。这个过程可能在10~20年内完成。
与此同步,由于性科学教育的普及和有关性向知识水平的提升,固定伴侣是男同/MSM的女性数值会不断下降。此外,由于一些变量能够产生的影响难以估测(如截至2013年末中国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3384万,似乎提示文化将对男性独身现象的态度愈加宽容),这样的因素对男同的性活动有何影响,目前尚难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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