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应该重视科学性(一)
文章导读: |
自20世纪80年代初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以来,卫生部门始终给予高度关注,从疫情报告、监测、疫情分析、临床治疗,到健康教育,均采取了相应措施。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艾滋病传入我国,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也随之得到加强。
由于性病防治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种种难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工作的不完善。然而怎样对此进行评价和提出改进措施,却应该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出发。《性学》1995年第四期刊登的《性病:社会学的分析与预测》一文,对我国性病防治的疫情信息基础和防治对策,以及健康教育提出了全面质疑,乃至否定①。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澄清这些问题对于如何评价当前性病艾滋病的疫情监测,流行趋势预测,防治对策和健康教育方针,以及今后如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等,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艾滋病具有性病的所有流行特征,加之性病患者生殖器部位的皮肤、粘膜损害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因此在讨论性病防治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艾滋病在内。
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策略是建立在疫情和社会人群风险行为基础之上的,我们对《性病、社会学的分析与预测》的讨论,将顺着该文作者的思路进行。
怎样正确认识性病疫情报告制度
与世界上所有对性病疫情进行报告的国家一样,我国性病疫情的基本数据来自国家法定的传染病报告网,是由具有性病专业知识的法定报告人依法进行报告,并由防疫部门逐级汇总上报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卫生事业水平不同,报告的准确性也存在差异。即使是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只可能在存在漏报、误报的各州统计数字基础上得到全美国的性病发病数。作为国际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只能将疾病报告系统健全的发达国家准确性相对较高的发病数字,和疾病报告系统很不健全,漏报和误报严重的最贫困国家极不准确的发病数字一起进行统计。
由于这些数字都是动态的近似值,就流行病学而言,在一定时期内,产生这些数据的报告系统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是相对稳定的,表现在反映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漏报、误报程度也不会出现急速变化,因此报告数据的变化还是能够显示出某种疾病的流行趋势的,即使准确性并不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连续、稳定地获得疫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直接显示疫情动态的基本数据,因而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然而卫生部门从观念上来说,从来就不存在:“1.已知的就是全部的,因此可以据此来预测;2.传播源(已知的患者)是主动的,将来被传染的人则是被动的,因此未来性病患者的动机行为以及一切社会学特征都没有在预测中加以考虑;3.现在不是患者的每一个人,将来被传染的机会(可能性)是均等的,因此可以用简单的外推来预测。”这样三个由作者凭空想象的假设。我国当前的性病艾滋病统计数字由于谈不上精确,因此疫情监测部门根本不可能有“已知的就是全部”的观念,决不会把报告数看成实际发病数。为了掌握比较接近实际的发病人数。全国各地均设有性病和艾滋病监测哨点。当前,我国疫情部门根据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8个人群的有关数据,应用经过统计学严格验证的组分法经验公式,推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即使如此,卫生部门也非常清醒地理解这些数字的真实意义,而并不认为“已知的就是全部的,因此可以据此来预测。”
疫情预测使用的是另外一类经验公式,必须考虑人群行为因素,而绝非作者所谓的“可以用简单的外推来预测。”由于客观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可变因素,任何疫情预测都不可能精确,然而用于预测疫情的经验公式都是经过严格的统计学论证的。由此可见,作者是在 完全不了解疫情报告和监测系统的工作和用简单的外推来预测疾病的局限性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个别作者提出的观点和数学模拟公式,便武断地说我国的疫情报告和监测工作出自三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并进而进行全面否定。这种治学态度显然是极不严肃的。作者甚至进一步把自己臆造的三个错误假设强加于卫生部门,提出当前的疫情报告因为“失误的假设已经产生了某些误导。”其例子为“在某些城市的已知性病患者中,某些省份来的人占有较高比例。结果当地舆论就据此误认为是××省的外来人口在危害着本地社会。”如果说当地疫情部门的统计数字中××省外来人口性病发病数较多,即使统计不全面,也是客观记录。关键在于怎样进一步了解和分析××省外来人口性病发病数较多的真实性和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而不是否定性病报告制度本身。作者认为“更普遍的误导是认为某些社会阶层中患性病的人一定很多”。按照流行病学用语来说,应该是指某些性病高危人群,例如暗娼、嫖客等。这些人群中的性病患病率高是为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和证实的,不可能构成普遍误导。反过来说,作者何以得知××省外来人口中的性病病人比例并不高,某些社会阶层中患性病的人并不一定多呢?论从数据出,作者对此是否进行过符合流行病学要求的调查研究?
作者甚至耸入听闻地指责我国现行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声称由此产生的卫生部门统计数字造成的“这种误导甚至已被上升到伦理的和政治的高度,已经对社会决策产生诱偏的影响。”这就是说我国卫生部门的统计数字不仅完全不可信,而且只会对社会造成误导,以致产生伦理的和政治的消极影响,并进而对社会决策产生诱偏作用。言外之意,能产生如此严重社会后果的现行疫情报告制度是非作彻底改变不可的。于是作者为此设计了一种自报问卷调查和“判别模式”,并宣称“如能广泛应用这个判别模式,就可以省钱省力有效地调查出全国的性病发生率”。这就是说可以用作者的“判别模式”来取代现行的疫情报告制度,不管这个“判别模式“存在多少固有的缺陷,都可以把它看做是基础数据,用来预测其发展,而且比简单的外推更准确”。作者不明白自报问卷调查和判别模式可用作调查某种社会现象,但不适用于调查性病,这个结论是百余年的防疫经验得来的,要知道,问卷和判别模式是有很大局限的。
按作者所言,来自现行性病疫情报告网的基础数据是由三个错误的假设产生的,毫无可信性,而由作者的自报问卷调查得来的基础数据则更准确。情况果真如此吗?遗憾的是作者完全不了解传染病报告制度是第一次卫生革命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有理论、有措施、有成果的方法,直到今天仍为全球广泛应用。而作者却并未对其自报问卷调查和判别模式提出可用于流行病学的科学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