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性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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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学贞节观肆虐
“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宋史载道学家24名,可谓盛矣。然而,宋朝统治者并不欣赏道学,甚至把大大小小的道学家整得易儒服改门庭惶惶不可终日,连朱熹也为保官而自称其道学为“伪学”。
元朝,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后,起用了一批道学家,建立太极书院,在书院中立周敦颐祠,以程朱等六人配食,请赵复等在书院讲授道学。遂使道学大明于世,并使道学家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引得蒙古贵族也来学习道学。又把道学用于科举,道学遂兴盛起来。通过读二括人,道学贞节观逐渐流传到民间。朝廷提倡妇女守节,并用旌表贞节妇女门闾等手段加以刺激和引导。这就不仅使汉族妇女深受其害,而且改变了蒙古族原来落后却宽松的婚俗,使蒙古族妇女亦恪守贞节。她们或为亡夫守节终生,或以死殉夫,或为保守贞节而自杀身死。道学一得势,马上就显示出它对妇女的残酷万方数据优于旧儒学。孔夫子说:“始作甬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因为甬像人而用以殉死。道学贞节观却倡导活生生的女人绝大多数是青年妇女殉死!元朝施行科举自1314年始,仅50余年,所以,道学贞节观对妇女的摧残并未充分表露出来。
在明太祖朱元璋带动下,明朝皇帝莫不尊孔重道。崇祯年间,甚至“改宋儒周,二程,张朱,邵六子亦称先贤,位在七十子下,汉唐诸儒之上”(《明史·礼志》)。“七十子”,即孔夫子三千弟子中身通六艺的七十七位贤人。这是有明一代尊崇道学的结果。皇帝崇尚道学,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都和元朝一样,以道学家所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教材,科举亦以此为蓝本。宣扬道学贞节观的女书大肆流行,《女训》、《女范捷录》、《古今列女传》、《女诫》、《女论语》由政府颁行天下,世宗两次为之作序。《女儿经》、《闺苑》、《闺苑图说》、《新妇谱》等,亦广泛流传。这可就苦了广大妇女。
朝廷命令巡方督学每年汇报一次贞节妇女的事迹。至奇至苦者,官府为她立庙加以祭祀;其次树立贞节牌坊,旌表门闾。还“除免本家差役”。甚至作为地方官的政绩。这样,最高统治集团大力提倡贞节,各级官员精心搜索保守贞节妇女的事迹,而文人墨客则在原有事迹的基础上,加以想像润色,加工成至奇至苦的典型大肆宣扬,以愚昧广大妇女。“国制所褒,志戴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欲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傲傥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明史·列女传》)。明朝道学家为宣扬道学贞节观念,也采取了撒谎的办法。如说某节妇死,“山鸣三昼夜”;某节妇至苦守节,大火蔓延不及其屋等等。平民百姓不知官员、文化人会撒谎骗人,加上“本家”人为“除免差役”而多方规劝,于是许多善良厚道的妇女,便以道学贞节观念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在统治者提倡和道学贞节观鼓舞下,不仅许多妇女刻苦守节,甚至自西汉初已经废止的妇女殉葬又得以死灰复燃。自朱元璋死至英宗遗诏废止妇人从死的几十年问,皇帝妃嫔宫人和诸王妃夫人殉死者,不计其数。“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明史·列女传》)。致使纂修《明史》的清朝封建官僚也发出了“呜呼,何其盛也”的感叹。
《明史·列女传》中,共记载有姓名和无姓名的妇女404人,其中殉夫者42人,殉未婚夫者15人,为亡夫守节者51人,为已死未婚夫守节者11人,为保守贞节而死者252人,合计371人,占数总的91.8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导向,亦可见道学贞节观的业绩!明朝道学贞节观对妇女尤其是寡妇的摧残是空前绝后的,以致使她们得出了“死节易,守节难”的结论。明朝,以道学贞节观为代表的无性文化肆虐,达到顶峰,其应用之残酷也发挥得淋淳尽致,使广大妇女遭受许多无辜残害,甚至被夺去了宝贵生命。封建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这所以如此利用道学贞节观严厉禁锢摧残妇女,目的和奴隶主一样:防止妻妾外遇,生育他人的子女,来继承自己的特权和私有财产。历史充分证明,私有制是无性文化产生的土壤和存在的条件。
六、无性文化的衰落
明朝极力推崇道学贞节观,使以禁锢妇女性活动压抑妇女性欲为特点的中国无性文化达到顶峰,妇女受无性文化之苦亦达到顶峰。她们要为亡夫守节,为亡夫殉死;为死去的未婚夫守节,为死去的未婚夫殉死;在危难之际,要为保全节操献出生命;还要受“孝”、子嗣、缠足等困扰。物极必反。妇女遭受无性文化之苦登峰造极时,一批反对无性文化不合理,同情妇女的有识之士,便涌现出来了。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遍布全国各府州县的读书人,受尽寒窗之苦,因为朝廷昏庸,妇寺窃柄,绝大多数没有做官的机会。于是,这些不能飞黄腾达的读书人,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他们对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并开始怀疑道学,对无性文化提出异议。他们从行为上普遍违反礼法,离经叛道。他们一改重义轻利而为重利拜金,投入商业活动,为自己捞取实惠。这样,他们就由跤望朝廷转而俯就平民。这方向性的变化,使士人阶层看到了残酷的现实。于是,他们一方面仍然重视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则荡轶名教,非圣无法,提出了颇寓启蒙意义的“异端”思想,其中包括同情妇女的思潮,从而也就向无性文化发起了攻击。
发起同情妇女思潮的勇士,都曾是道学门生,都曾熟读道学家注释的四书五经,熟悉道学贞节观,所以,他们的攻击能够切中要害。
(一)反对男尊女卑
王文录说:“重父而轻母,况制礼乃男子,故父重而为己谋,私且偏也”(《海沂子·敦原篇》)。李贽说:“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并赞扬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初潭集》)。这不止是批判男尊女卑,而且是向以男子为中心建立婚姻家庭的传统提出的挑战,既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男子制礼的偏私,又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这有利于改变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二)主张寡妇改嫁
李贽针对道学贞节观,在《初潭集》卷一中痛斥道学家道貌岸然,而行为卑污,亵渎妇女如同猪狗。针对程颐对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要求,明确提出“寡妇改嫁好”的观点,归有光在《贞女论》中指出:“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也。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生不改适,是乖阴阳之气,而死天地之和也。”韩君望则指出:“女未嫁而殉未婚之夫为背经渎礼。”这些观点,都是离经叛道的;对道学贞节观的攻击,都能够切中时弊。
(三)反对处女嗜好
处女嗜好,是道学贞节观和道家采补说的私生子,是要求女子保守“贞信之节”的终极措施,宋朝以后逐渐形成。朱明王朝在各级政府设置了专司检验处女的稳婆。皇帝选后妃时,带头检验被选女子是否处女,从而把处女嗜好推向顶峰。针对处女嗜好,徐汝廉提出,道学强迫妇女保守贞节不近人情,并说:“古者娶妇,亦无常准焉。娶而处子,其善也。即与再醮者遇,亦无所嫌忌”(《枕余·嫁议》)。儒家尊古,徐汝廉便以古驳斥之。徐汝廉所讲是实。先秦根本没有处女的讲究,就秦始皇、汉景帝、唐太宗、宋太祖,亦都曾娶再婚妇女为妻,史有明载。朱明王朝,武宗朱厚照亦“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毕春妻马氏“有娠矣”,“滞召人豹房,大宠”(《明史·佞俸传》)。徐汝廉批判了道学贞节观单方面要求妇女保守贞节不合理性,并对处女检验和处女嗜好提出异议。
(四)主张婚姻自由自主
针对只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抹杀婚姻当事入意愿的婚姻制度,士人阶层提出了婚姻自由自主的主张。李贽在称赞红拂女张出尘夜奔李靖时说:“奇!这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谭元春谈到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时说:“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香艳丛书》第一集)。这是主张女子婚姻自由自主。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柏”等,都通过具体故事的描写,使每一桩离经叛道、荡轶名教的婚姻,都有一个美满结局,从而体现了他们对婚姻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张。
清朝是满族人统治。他们世居关外,受道学贞节观念影响较少,顺治皇帝福临的生母孝庄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便是证明。清初统治者曾想革除明弊,甚至下令禁止妇女缠足,从死。后来虽又尊孔重道,但是,许多开明士人继承明朝同情妇女思潮,宣传同情妇女,杨园、陈兆伦、阮葵生、陆继辂、曹雪芹、张履祥、俞樾、臧庸、纪晓岚等,都以不同形式提出了反对禁锢妇女,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寡妇改嫁,反地一夫多妻制等观点。阮葵生在《茶余客话》卷五中说:“宋儒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噫!古今来多少名公卿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责之芄芄少妇耶?”批判矛头直指道学贞节观及其创始人。
广大平民从社会实际中深刻体会到了道学贞节观的残酷和不合理。尽管科举仍以道学家所注释的四书五经为蓝本,但是,社会上嘲弄讽刺道学家的事件屡有发生,指斥反对道学的言论日益增多,使道学贞节观逐渐失去昔Et的辉煌,无性文化开始走下坡路。
到了近现代,许多人有了摆脱无性文化束缚的愿望,并从行为上突破了无性文化的禁锢。由于无性文化长期统治,形成了羞于谈性、耻于谈性的习惯,所以一些觉醒了的志士仁人,要为性正名,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性活动。鲁迅先生说:“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衰老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就有一种本能,这就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有下一代,继续了生命,所以,性交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鲁迅先生进一步指出:“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是在要求人们克服无性文化在思想上造成的对性活动的曲解,并给人们指出了一条“觉醒”的道路,即摆脱性禁锢,还性一个公道。而今,无论城乡,尤其是乡村,无性文化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一方面,应该反对无性文化的不合理性,但近期内不可能根除;另一方面,在反对无性文化不合理性的同时,有识之士谁也不同意性泛滥,而是主张正确认识和对待有关性的问题,对性活动加以正确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合情合理地过好性生活,精神抖擞地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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