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科学的使命
文章导读:李银河,女,1952年2月生于北京。197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光明日报社、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1982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回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做博士后两年,出站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任副教授,199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其间1996年至1997年为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译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性社会学》、《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等。 |
在人类历史上,性科学的出现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它把人类对性现象的状况、成因、结果的了解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得人们对与性有关的种种,从懵懂无知,到若明若暗,最终推进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当然,这种推进离对所有与性有关的事情全部做出明晰的描述与解释这一目标还相当遥远,但是它毕竟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性科学从出现之始给自己订立的目标,就是对性的真实状况的探求,这一点颇像自然科学对宇宙规律的探求。19世纪和20世纪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世纪,也可以说是科学的世纪,科学真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一种潜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只等聪明的人们把它发现出来,公之于众。这种对自然科学的看法也浸染着社会科学的研究,性科学自然不会例外。性科学的抱负不仅是要发现、描述和分析性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自然规律,而且由于人类的性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性科学还想发现性现象背后的社会规律。因此,可以这样说,性科学在试图发现隐藏在性现象背后的“真相”的努力中,也发明了大量性的分类、规则和观念。
对科学分类的狂热使性科学获得了权威,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关注角度——人类的性本能及其变异,或曰常态与变态,正常与反常。19世纪的性科学家们兴致勃勃地踏入了人类性行为这个崭新的科学处女地,充满了建立一种新的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的感觉。他们对各种“变态”性行为不厌其烦地进行分类,对它们做出各种各样的貌似合理的病理解释,用心理和生理的方法“治疗”这些变态行为,对所谓优化种族的优生学充满了认真的热情。这一切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至少在主观愿望中是这样。但是这些努力在后代学人如福柯看来,并不是对隐藏在性现象背后的“真实”的发现,而是一套新的性话语的发明,这套话语虽然有正面的作用,即带来了人的性欲从清教禁欲主义气氛中的某种程度的解脱,但是也有负面的作用,那就是形成了一套新的控制话语,用以压抑了所有越轨或所谓“变态”的性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百年间性科学的启蒙作用,它对保守的性道德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应当警惕性科学这套话语给人们造成的新的压抑与束缚,为人类的性活动争取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宽松的空间。我们今天研究性科学,就是要继续百年来前辈性学家开创的事业,使得人类对与性有关的一切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对这一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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