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自我视角:“性”的解释功能
文章导读:性的解释功能在许多人看来无足轻重。作者以“桑(1970年代出生)的性经验史”为例,通过避孕套、性知识的获得、个人的性行为经历的“自我叙述”,阐述了“性”不仅是一种概念及行为,在其背后,更多地折射出社会背景及背景中的个体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从文中个体的叙述中可以得出性取向的高速流动性特点。 |
二
这里以我所访谈的桑主人公(1970年出生,男,东北人)的“性经验”叙述为例。桑和我是在博客里认识的,他经常光顾我的博客,后来发信息给我,要我的QQ号码。他知道我的研究者身份,关于他的姓名、工作具体单位我也不去询问,这样不至于在回答问题或者他自己情不自禁地叙述时,夸大或者隐藏事实,而且通过QQ聊天还可以避免面对面的某些话语的尴尬。因此,聊天的内容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真实可信。
“避孕套”背后隐含着当时的人口政策。“……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生产高质量的避孕药具,满足群众需要”(见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随之,“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进了1982年宪法。卫生部门发放免费的避孕套,老百姓似乎并不适用,随便放在家中或者让孩子娱乐用。桑对于避孕套是没有概念的,“直到大学才知道小时候整天玩的气球原来是避孕套,白色的吹得大大的绑起来拿着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不亦乐乎”。现在的孩子是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了(不知道大人们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今天,没有人会拿着避孕套去玩,其“性”及“健康”的意义更为突出。
对性知识获得的途径,在不同的阶段方式不同。媒介欠缺的情况下,从父辈们的经验、同伴学习而来,观念受制于政府主导的宣传。在他所出生与成长的那个时代与环境,性这个概念没人告诉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就是在自发状态下了解性与快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他的一无所知。
“第一次的性行为居然发生在小学五年级,是一次在看露天电影,B小我2岁,他没有拿椅子,就坐在我大腿上,我居然勃起了,感觉很是舒服。”“初中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C叫我去他那儿住,黑夜里他脱掉了我的衣服,让我给他手淫,他也给我手淫,至今具体情节不记得了,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
“改革开放初期,报纸是不可能有人买的,电视在一个村里也就那么几台,几乎与外界隔绝,更多的谈资就东家长西家短,谁的媳妇和哪个男人一起走路了都会被议论好多天,当新闻来传。在农村,信息闭塞,谈性会被认为淫荡或品行不端,甚至想想都会脸红!那时除了赋予打扮得漂亮的女人比较骚或者生活不检点的污名以及传闻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关于性的话题了。”
“不能理解的是,有个年轻女人在家和老公做爱时可能比较大胆,被人听了墙根,很快传开,所有人,大人小孩都当话柄满村嚷,把女人推到风口浪尖,被当做荡妇的典型,喝了农药,女人含羞自杀。别人就更加小心翼翼了,有夫之妇尚且如此,别人还敢怎么样呢。对象都是介绍的,自己处对象是大逆不道的、放荡的。”
桑提到了第一次接触性,“小孩们过家家,那是在小学,班长A人比较凶,常常强迫我们做事。他让一女生躺在桌子上,撩起裙子一个人看,说是了解人体构造。我们在场的其他人没有看的权力。”“权力无处不在”,在学生群体中在“性”这个领域也彰显了权力的意义,这刺激了桑的强烈的欲望探求,“到底人体的构造怎样,就成了我心中的迷。或许这就是最早的被压抑的性,以至于那时每次看漂亮的性感姑娘或带有情色的电影,总是要打那么几个饱嗝,然后遗憾着手淫。”今天,网络、他人的讲述、媒介、涉性场所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们对于自我的叙述来自过去、现在的物质和文化影响的客观现实,而且情境有时也成了构建自我的偶然中的必然因素。20世纪80年代,学校由于经济问题,住宿条件不像现在这么优越,桑提到“中学阶段住的是集体宿舍,几十个人挤在大炕上,晚上睡觉前总要打闹一番,在炕上蹿来蹿去,或者两个人在一个被窝玩。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互相抚摸与拥抱成了许多人公开的互相猜测的秘密。大学就不像先前那么无所顾忌,也没有那种条件,每人一张床,你就是有那样的需要,但道德与矜持会阻止你那样做。”
朦胧的性到高中嬉戏性质的同性性行为以及被动的异性性行为对桑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起了建构的作用。性的“无知”与体验的“快感”也使得桑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没有“犯罪感”,而且这些经验的作用,也被同性与异性的性行为在桑那里是那样的自然而然地发生并明证了。
在桑的叙述中,欲望除了被道德约束之外,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压抑个体的性欲。突然降临的意外事件使得原本的正常秩序发生变化,伴随的是为了生存而艰难地生产生活,此时欲望便不是那么强烈或者消失殆尽。
“或许是因为我个人经历原因吧,父亲去世,剩下母亲一人,帮助母亲干活养家,而且对学习以外的东西都不怎么感兴趣,脑子里只想着一定要努力学习,上好大学,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来孝敬母亲。”
录像馆也成了桑大学期间消遣及满足性欲的物质载体,而且每天晚上的“卧谈”也是意淫的“必修课”。即便极少数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也仅仅是在机械地照本宣科,对于学生的性启蒙和教育意义不大。
“大学期间,周围的录像厅成了我们真正了解性及性交方面的知识。每个礼拜六,都要光顾,以至于有个笑话常成为我们的笑料并在熟人与陌生人中传播。小李有一次去看录像了,他就问老板认识他么,老板诡秘的说烧成灰也认识,言外之意他是常客。小张刚脱光了睡下,郭就叫:‘小张,走,看录像去!’。小张非常迅速地穿好衣服,这时小郭说逗你玩呢,引来大家一阵大笑。在宿舍里卧谈,除了聊班里女生之外,已经涉足到阴道窄是不是干起来很舒服这样的言语,大家在小范围内讨论还是允许的”。
性行为的方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各种问题之讨论如同性恋婚姻问题、卖淫是否合法等逐渐浮出水面并引发人们对于权利的进一步的理解。桑在下面的故事里叙述了两个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同性经历,这是由于孤独、寂寞、痛苦导致二人情感的萌发还是本质主义所说的天生如此,二者都可解释。但其经历表明了建构论所强调的个体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
“因为所学专业是俄语翻译,经亲戚介绍我去了俄罗斯做木材采购,很艰苦的,人生地不熟,经常被人欺负。也就在那段日子第一次过起了男男生活。那是在国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多居室的民宅,我和F在一个卧室,有年生意不好,冬天好多同事都回中国过春节了,就我和他在那里值班。冬天格外冷,我们除了必要的事情外都不出去。春节那天我们都喝了很多酒,之后F开始哭,说想家,说工作不如意,说感情不开心,我也想家,但我不习惯哭,而且长期的压抑生活会让一个人心如止水,对什么都表现不那么激情,包括想家的时候也没他那么激烈。F哭,我就安慰F,他越哭越厉害,趴在我肩膀上哭,抱着我哭,我平时对人都很友好的,这个时候当然不好拒绝什么了,由他抱吧。F开始吻我,我没拒绝,我有点意外,有点乱,唯独没有害怕,也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当时想,我拒绝他会不好意思吧,而且都是男人吻一下能怎么的,他平时也喜欢和我勾肩搭背的,只是一直把他当小孩子了。可能是见我没拒绝吧,他就更一步了,几乎是撕掉了我的衣服,疯狂的吻全身,我开始变得亢奋,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后来F走了,我也彻底结束了男男生活,现在再想,不后悔,不庆幸,不怀念。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恋,我不觉得他是,可能是寂寞而已。”
“之后我认识了H,还不到25岁的她有点傻乎乎,感觉就像一块原玉。我们很少言语,更多的是眼神、身体的交流。我爱上了她,我们就结婚了。恋爱与结婚还是不同的,恋爱是没有生活的爱情,我们只谈感情与性,当然快乐。结婚就不同了,随时都有摩擦与矛盾,更多的是她的工作与经济,我们过了很长时间的紧张生活,但在性方面我们绝对是最快乐的。在性中,可以忘记彼此的怨恨,可以忘记生活的艰辛,哪怕就那么几分钟或几个小时。”
桑,我不去评价他到底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这个毫无意义,同性恋本身就是带有“污名”的人为地建构。在最近几十年,国际上已经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少数人的行为,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认为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不再被统划为病态,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病态心理。
桑的访谈还是比较愉快的,或许与其性格特征有关,桑本人大大咧咧。而且, 30多年的坎坷经历使得他把什么都看得很开,我的小心翼翼的问话好像有点多余。他也问我一些尖锐的关于个人的性经验,仿佛是在考验我是否真诚,我没什么顾虑,一一真实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