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动人口性生活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导读:2013年9至11月在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的区域内选择工厂、建筑工地、服务娱乐场所和外企各4个,纳入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并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结果:共分析2077名研究对象。60.67%的研究对象与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情况一般。14.5%的研究对象感到性压抑或性郁闷。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性生活次数为4次。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男性20~29岁年龄段和家庭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更高;女性和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流动人口更少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话题。 |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21亿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进行,我国流动人口呈现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长期稳定地居住在非户籍地等特点。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多侧重于生殖道感染的认知和预防、避孕方法的认知和知情选择、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等问题。少数研究涉及流动人口性观念和性行为特点、已婚流动人口的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性生活频率等。随着当今社会性文化的开放、人们性观念的宽容,流动人口性生活状况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的幸福,而且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北京市已婚及未婚有性生活流动人口的性生活状况,并分析其性生活频率和性相关话题交流情况的影响因素,为满足流动人口的性需求及提高性生活质量提供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研究对象,于2013年9至11月在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的区选择工厂、建筑工地、服务娱乐场所和外企各4个,纳入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共纳入2099名研究对象。
1.2 纳入标准
研究现场的纳入标准为:(1)流动人口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和支持;(2)计划生育部门领导重视和支持;(3)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工作场所;(4)有足够数量、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5)愿意参加本课题。流动人口的纳入标准:(1)人户分离; (2)在所选地区居住满3个月;(3)年龄18~49周岁; (4)自愿参加本课题。
1.3 调查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由统一培训过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与配偶是否居住在一起、性生活频率以及与性伴交流情况等。
1.4 数据整理与分析
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统一审核并编码。应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由双人双遍录入,采用SAS9.2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流动人口2099名,其中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的对象2077人,本文对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对象进行了分析。其中,以女性(62.69%)、已婚(89.84%)和农村户口(69.43%)为主。
2.2 流动人口性生活现状
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中,68.90%的流动人口与配偶/性伴居住在一起。大部分研究对象(60.67%)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情况一般。调查对象中,14.5%的研究对象感到性压抑或性郁闷。在与配偶/性伴居住在一起的研究对象中,有1406人填写了平均每月的性生活频率,其平均每月的性生活次数为4次(P25=3,P75=6)。见表2。从年龄段的分布看,处于20~39岁的研究对象性生活频率略高于其他两组。
2.3 流动人口性生活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2.3.1 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影响因素 统计学分析将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按中位数分为两组(<4次/月,≥4次/月),并作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χ2检验并拟合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的流动人口的性生活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男性20~29岁年龄段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0~7000元的流动人口的性生活频率更高。
2.3.2 流动人口性相关问题交流情况影响因素 统计学分析将流动人口性相关问题交流情况作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χ2检验,并拟合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表明,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收入和平均每年在非户籍地月数在性相关问题的交流程度上均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女性和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流动人口更少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
3 讨论
2013年,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达到802.7万,以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为主,20~44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2/3,远高于户籍人口。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性活跃期,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渗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传统性观念受到挑战。由于地域变迁,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和交往人群都发生了变化,导致流动人口性观念呈多元化。流动人口性生活状态不仅关乎个人生殖健康,而且可能导致商业性行为和强迫性行为的增多,从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本研究共调查了2077名已婚和未婚有性生活的流动人口,其中31.10%的研究对象没有与配偶/性伴生活在一起,而14.50%的流动人口感到性压抑或者性郁闷,为流动人口的家庭和睦乃至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本研究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每月的性生活次数为4次。与周建芳等和安茂伟等的报告结果类似。周建芳等的调查表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月均性生活为4.48次;安茂伟等报告日照户籍已婚育龄妇女月均性生活频率为4.87次。但低于陆卫群等报告的贵州省少数民族性生活频率月均8次和杨慎敏等调查的苏州地区性生活频率6.99次。2011年,由2060名中国人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69%的18~24岁、76%的25~34岁和64%的35~49岁研究对象的月均性生活频率为8次以上。可见,流动人口的性生活频率略低于普通人群。
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20~29岁年龄段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性生活频率更高。受生理需求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性文化影响,男性的性生活频率高于女性也是情理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殖激素水平低下,身体机能下降,从而导致对性生活的需求下降,性生活频率也降低。收入水平也是性生活频率的影响因素,与陈婷婷等的研究结论一致。正如“需要层次论”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人们才有精力去追求性生活的满足。
本研究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与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情况一般,较少和较多的比例类似,仅为19.0%左右。毫无疑问,增加与性伴的交流对提高性生活质量作用明显。多因素分析表明,女性和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流动人口更少与配偶/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两性对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差异一直较大。流动人口的女性对性观念否定者居多,认为性冲动、性欲、性驱动力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力量,需要自我压抑。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对性行为的评价道德标准与男性也有所不同,认为感情是发生性关系的主导因素,生理需要、筹建家庭次之、满足对方需要再次之。在这样的性观念下,女性与性伴交流性相关问题也较少。本研究中29.9%的调查对象居住在集体宿舍中,仅7.94%的调查对象居住在自购房内,居住条件明显会影响流动人口与性伴之间的交流。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显示,流动人口自购房的比例为9.3%,雇主或单位提供的免费住房比例为6.4%,租房的比例达到84.2%。如何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是值得社会各界关切的重要话题。
综上所述,促进流动人口性生活和谐满意,应采用多种形式,例如社区性教育、同伴性教育等,根据流动人口不同的工作特点和不同年龄层次,继续加强流动人口性教育,特别是针对女性进行正确的、科学的性教育,进一步普及性知识。社会各界应努力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改善居住条件,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这对流动人口性生活的和谐意义重大。
来自《中国性科学》杂志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