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心理状况研究
文章导读:从2012年3月~2012年10月,采用随机方法选取300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的心理访谈,同时与60名普通人群女性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调查所用量表为自制基本情况调查表和人性哲学量表(修订版)、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SAD)、个人评价问卷(PEI)共4个量表进行调查测评。调查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物质滥用问题、首次性行为年龄、首次性行为对象、收入水平、父母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关系、家暴情况、本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夫妻关系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苦恼量表中在焦虑维度上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个人评价量表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与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人性的哲学量表(修订版)结果显示,女性性工作者在值得信任维度上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
随着社会的高速进展,中国社会对性观念态度的变化,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有的学者提出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应该建立更健全的制度进行保护,且这个职业降低了社会的性暴力犯罪,应该给予更合法的地位和权益;有的学者认为卖淫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直接传播性病,影响人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环境,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和偷盗、抢劫、诈骗、吸毒、凶杀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犯罪,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对于女性性工作者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性病等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则进一步了解当前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及心理现状,在北京某两拘留所对从事过性工作行业的女性进行了调查及心理评估。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某两拘留所从2012年3月1日~2012年10月1日期间收容的女性性工作者。剔除文化程度为文盲的成员,随机选取了300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调查测评,平均年龄为(30.6±8.267)岁;并选取社会上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背景相似的女性60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30.47±9.897)岁。其中研究组91.3%为非独生子女,而对照组74.5%为非独生子女;研究组57.5%有子女,对照组46.9%有子女;研究组83.2%来自于农村,对照组53.7%来自于农村。
1.2 研究工具
(1)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了解被调查者基本人口学情况。(2)人性哲学量表修订版,通过测量个体对各题目观点的认同程度,来考察个体对于人性的看法和态度,总计20个条目。(3)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考察个体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含有28个条目,其中14个条目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个条目用于评定社交苦恼。(4)个人评价问卷,总计54个条目,分值越高表示自信程度越高。除自编问卷外,均已被证明拥有良好效度,并被广泛使用。
1.3 方法及统计分析
对被试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自行填写,文化水平较低者由专门咨询师对题目进行解释。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并签订保密协议后进行。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组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0份,普通人群对照组发放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卷55份。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检验方法为χ2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更多的社会技能,约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没有社会支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自于工作同行和朋友,缺少家庭和丈夫的关爱;而对照组的社会支持更多来自于家人。在物质滥用方面,女性性工作者比对照组出现更多的物质滥用情况。
研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父母文化程度远低于对照组的文化程度,同样也因此造成父母的经济收入远低于对照组父母的经济收入。同时说明,女性性工作者的成长环境较正常人群来说更多的处身于贫困家庭,而且导致了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较低。父母关系较差也是一个显著特征,研究结果可见,女性性工作者的父母关系的融洽比率远低于普通人群的融洽比率。
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平均年龄为30.6岁,对照组为30.47岁,都已经为适婚年龄。研究表明,虽为同等年龄阶段,女性性工作者的婚姻关系较为复杂,分居、离异、未婚同居、已婚分居的远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的婚姻状况较为简单,更多集中在未婚单身和已婚这两种状态。在已婚的夫妻关系中,女性性工作者的婚姻关系由很好到非常差,近似均匀的分布,有23.9%的婚姻关系是很好的状态,而对照组的婚姻关系有81.1%处于很好的状态。
在性需求方面,研究显示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性欲状态无显著差别,因此排除了有些女性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成为性工作者的观点。在看待性交易是否是耻辱的问题上,两组女性群体都更多的认为性交易是耻辱的,因此女性性工作者在对性观念的认同上也与普通人群无显著差异。女性性工作者有稳定的性伴侣的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有同性性伴侣的比率与普通人群无显著差异。
在首次性行为年龄上,女性性工作者的第一次性行为有30%以上的人群在18岁之前发生,而对照组,只有不到5%的人群在18岁以前发生性行为。首次性行为的对象,研究组35.2%的人是与丈夫,51.2%的人是与男友,而对照组70.2%的人是与丈夫,25.5%的人是跟男友。
在工作收入的获取上,发现文化程度低于对照组的性工作者,收入要远高于文化程度更高一些的对照组。女性性工作者70%以上的人群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对照组70%的人群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所以在同等条件下,从事性服务行业提供了更丰富的回报。
2.2 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结果
社交回避及苦恼分别指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回避是一种行为表现,苦恼则为情感反应。研究组对回避一项与对照组无差异,但是在对焦虑的一项上有显著差异。说明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交往中的实际行为上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社会交往中的情感上一直处于焦虑及不适的状态。
2.3 个人评价问卷结果
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明显偏低。
2.4 人性的哲学量表(修订版)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愤世嫉俗选项上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值得信任上差异显著。值得信任指认为人们是有道德、诚实和可靠的。这个维度用来测查被测试者对一般人的可信性、诚实、善良、慷慨和友爱等品性是否有信心。所以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性工作者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和失望。
2.5 家暴情况
研究组和对照组出现的家暴情况以及进行独立性χ2检验的结果。χ2检验结果发现以下因素存在差异:研究组在家庭中遭受的家暴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具体来说,研究组来自于父母的家暴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而来自于丈夫和男友的家暴研究组远高于对照组。
3 讨论
经过大量调查和测评,女性性工作者与普通人群相比较在社会心理因素上确实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与她们从事性服务行业应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女性性工作者的受教育条件较差,父母文化程度较低,使她们缺少家庭早期性教育,而有研究表明这对形成健康人格是有重要影响的。受教育程度低也表明她们缺少更多的谋生技能,这与冯文林在2011年的研究保持一致。同时我们看到女性性工作者更多来自父母关系和夫妻关系不良的家庭,这就造成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远离普通人群,家庭和婚姻都不能给予其支持,更多的是从同行那里得到温暖。
研究表明女性性工作者更早发生性行为,且更少的会把第一次性行为保留给丈夫,这也说明研究组可能本身对性观念就比较开放。因此,如果想对其进行教育和转变,性观念的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越早对女性进行性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自信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力或技能的感受,是对自己有效地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主观评价。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在自我评价上明显偏低,可以解释为更少的价值感和自我认同,我们并不能判断是因为自我评价低而走上性服务行业还是在从事性服务行业后自我评价降低,但是我们能确认的事实是女性性工作者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认同都显著低于普通人群,所以在对这类人群的教育和关注中,提高其自信程度和自我认同感是非常重要的。国外也有研究表明女性性工作者自尊是扭曲的。
以往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缓解应激性生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对健康起着间接的保护作用。研究显示女性性工作者在社会与人群交往中焦虑程度较高,对社会交往兴趣较低,有强烈的社会回避情绪。通过访谈也会发现,女性性工作者在从事此行业后,会慢慢与社会及其他社会关系脱离,形成为完全由工作伙伴组成的群体,这也阻碍了她接受更多其他的信息和渠道,并且很难接触新鲜的事物和行业。
人性是指人类具有的本质属性,一个人的人性观在实际生活中直接影响人们做事的态度和行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女性性工作者对人性有更多的负面认识,她们对人性有更多的失望和怀疑。有研究表明,信任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社交及人际敏感,而女性性工作者正好相反,不断丧失对人的信任,使其更加逃离正常社会。他们对周围人失去信任,有一种不安全感,甚至会产生敌对。
数据可见,研究组经历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尤其是男友和丈夫的暴力行为,并依此判定丈夫或男友的家暴对于女性成为性工作者有非常重要的促成作用。国内也有研究证明儿童时期遭受或目睹过暴力,会加大成年成为施暴或受暴者的可能性。
总之,女性性工作者同普通人群相比,家庭、婚姻状况较差,自我评价较低,社会交往不良,存在较强的焦虑感,同时对人和社会有很强的失望感。因此,切实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女性性工作者,改善她们的家庭、婚姻状况以及心理状态,有助于她们摆脱现状,恢复正常生活。
(致谢:感谢参与本研究的民警、女性性工作者和志愿者。)
来自《中国性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