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成人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婚龄之间的关系研究
文章导读:以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已婚个体914人,使用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和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考察已婚男女的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婚姻满意度的差异性,及与婚龄之间的关系。结果:(1)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3个因子得分均低于美国常模,而角色平等性得分高于美国常模,且女性角色平等性的得分高于男性。(2)在冲突解决策略的回避和服从维度上男性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3)妥协对婚姻质量有正向的积极作用,而控制、服从、回避、分离和行为反应对婚姻质量有负向的消极作用。(4)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婚龄与回避呈显著正相关。(5)女性的婚姻质量中的夫妻交流与角色平等性与婚龄呈负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对夫妻交流的方式和交流量越不满意,对婚姻中的承担的角色评价越低。(6)逐步回归显示,男性婚姻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妥协、控制、分离可以预测婚姻质量42.8%的方差变异,其中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32.4%的变异;女性婚姻应对方式中的妥协、行为反应、回避、分离4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质量45.9% 的方差变异,其中妥协的贡献最大,解释33.4%的变异。 |
在众多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中,婚姻冲突是一个重要变量。但以往研究结果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这使得研究者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对于应对冲突的方式上,即:冲突应对方式。也就是说,不是冲突本身影响了婚姻的质量,而是夫妻双方解决冲突、应对冲突的方式影响了婚姻的质量。
婚姻冲突应对行为被定义为在婚姻冲突情境中所采取的特殊活动,它是用来减少婚姻问题或降低婚姻关系紧张的。有效的应对方式可以帮助提高婚姻质量,增加夫妻双方的沟通。而无效的应对方式则会使婚姻质量降低,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加。国外有研究发现,婚姻满意度与冲突应对策略的选择有关,满意的婚姻更多的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不满意的婚姻则采取更多的消极应对策略。而积极的冲突应对方式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对男性来说,消极的应对方式能解释更多的方差,二者的方差解释率比为17%∶4%;但对女性来说,积极的应对方式能解释更多的方差,与消极的应对方式的比率为13%∶6%。国内在研究中国人的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不同的冲突应对策略的选择对个体的婚姻质量有不同的影响,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另外有人研究发现,丈夫、妻子积极应对维度与婚姻质量有显著正相关,丈夫、妻子消极应对维度与婚姻质量有显著负相关。另外有大量研究表明,婚姻满意度的周期变动不是线性的,而是呈U型的曲线状态(Rollins and Cannon,1974;Spanier,et al,1975;Glenn,1975)。Johnson(1986)等学者从结婚年数的角度探讨了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并不和结婚年数有很显著的相关。所以对于结婚年龄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婚姻质量是评价个体婚姻好坏的主要指标,而应对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婚姻生活中的夫妻交流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而影响到夫妻的婚姻质量。目前国内对男女的冲突应对方式的差异,以及男性女性在婚姻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方面研究较少,而且婚姻冲突应对方式的研究者们在研究时使用不同的应对量表,这使得研究结果分歧且难以比较。在婚姻冲突应对方式的评估研究方面,只有几篇文献研究了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使用的评估工具也不是专门针对婚姻冲突应对的量表。采用一般的冲突应对量表不具有特殊性,无法反映个体处理婚姻冲突的特有行为,而且以往研究很少是专门针对男女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针对婚姻冲突的应对方式量表,考察已婚男女的婚姻冲突应对策略的选择和婚姻质量的差异性,及其与婚龄之间的关系,使其在婚姻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实践中,使夫妻双方了解本身不同的差异,针对不同的个体进行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治疗,使其学会应用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来应对现实生活冲突事件,从而提高婚姻质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依托国家科技部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的培训课程,在北京、河南、山东、新疆、河北、陕西、四川等省市地区选取健康的已婚男女,共发放问卷1100份,收回问卷966份。剔除填写不认真、连选以及雷同试卷,得到有效问卷914份。其中男性358人,女性538人,未填写性别的18人;男性年龄为23-66岁,平均(38.68±8.42)岁,婚龄0~47年,平均婚龄(12.75±8.83)年;女性年龄为20~65岁,平均年龄(36.58±7.83)岁,婚龄为0~47年,平均(11.66±8.33)年。
1.2 研究工具
1.2.1 亲密关系冲突应对策略量表 该量表已被引人国内,研究者首先在667名被试的样本中对该量表的中文版进行修订和检验。结果显示,中文版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604~0.872 ;分半信度系数为0.613~0.808,重测信度系数为0.611~0.672,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适合中国夫妻使用。该量表由妥协、控制、服从、分离、回避和行为反应6个因子构成,各因子的克伦巴赫为0.82~0.95,重测信度为0.70~0.85,该量表在使用时,各因子的因子分为因子各条目得分之和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通过比较各因子的因子分来确定被试通常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是什么。
1.2.2 Olson婚姻质量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是Olson的ENRICH量表,共包含124个条目,分为12个因子及婚姻质量总分。采用5级计分,回答从“确实是这样”到“确实不是这样”。总分反映被试总的婚姻质量状况,各个因子侧重反映婚姻的某一方面情况。ENRICH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国内研究表明该问卷适合中国使用,而且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用某一个或几个因子。中文版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926 ,分半信度系数为0.90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 ,重测信度为0.87 ,对婚姻满意与否的判别效度为85%~90%。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四个分量表作为婚姻质量的评价标准。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统计分析方法使用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性别婚姻质量与常模比较
结果显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3个因子得分均低于美国常模,而角色平等性因子得分高于美国常模,并且差异有显著性(P<0.05)。
2.2 已婚成人婚姻质量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总体而言男女均在婚姻满意度得分最高,夫妻交流和角色平等性其次,性格相容性得分最低。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角色平等性维度上女性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而在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和夫妻交流维度得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
2.3 婚姻冲突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总体而言男女均为妥协得分最高,回避和分离其次,控制、服从和行为反应得分最低。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回避和服从维度上男性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P<0.05),而在妥协、控制、分离和行为反应维度得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
2.4 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婚龄的相关分析
男性婚姻满意度与妥协、回避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控制、分离、行为反应呈负相关(P<0.05),与服从相关不显著;性格相容性与妥协呈正相关,与控制、回避、分离、服从和行为反应呈负相关;夫妻交流与妥协呈正相关,与控制、分离、服从和行为反应呈负相关;角色平等性与妥协呈正相关,与控制、分离和行为反应呈负相关。婚姻质量的四个方面与婚龄的相关不显著,婚龄与回避呈正相关,与冲突应对方式的其它方面相关不显著。
女性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与妥协呈正相关(P<0.05),与控制、回避、分离、服从和行为反应呈负相关(P<0.05);角色平等性与回避、分离、服从和行为反应呈负相关(P<0.05)。婚龄与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呈负相关,与回避、分离、服从和行为反应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会更多选择回避、分离、服从和行为反应的应对策略,而使用这些应对策略的婚姻满意度却低。
2.5 已婚男女婚姻冲突应对策略与婚姻质量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因果关系,考察婚姻冲突应对方式是否能预测婚姻质量,将男性和女性分别以婚姻质量中的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和角色平等性作为因变量,冲突应对策略的6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对于男性来说,婚姻应对方式中的4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满意度42.8%的方差变异,其中冲突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32.4%的变异;婚姻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和服从2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质量中的性格相容性的22.8%的方差变异,其中冲突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20.1%的变异;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妥协、回避和控制4个因子可以预测夫妻交流36.1%的方差变异,其中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30.9%的变异;婚姻应对方式中的控制和行为反应2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质量中角色平等性33.7% 的方差变异,其中控制的贡献最大,解释32.0%的变异。
对女性来说,婚姻应对方式中的4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满意度45.9% 的方差变异。其中妥协的贡献最大,解释33.4%的变异;婚姻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回避、妥协和分离4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质量中的性格相容性的26.4%的方差变异,其中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20.2%的变异;婚姻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回避、妥协和分离4个因子可以预测夫妻交流40.3% 的方差变异,其中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28.0%的变异;婚姻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和服从2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质量中角色平等性26.4%的方差变异,其中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25.6%的变异。
3 讨论
3.1 本研究男女婚姻质量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3个因子得分均低于美国常模,而角色平等性得分高于美国常模。这和国内同类研究结果相似,这表明现阶段居民婚姻满意度不高。分析其原因,中国人较西方更注重内敛含蓄,内心情感不善表达,对自身的情绪表达,常采取隐忍、回避和沉默的方式。夫妻之间因为情感交流较少,因此,在发生冲突时,即使心中不满,也常采取沉默或是先让步的方式。而这往往使得家庭中的夫妻一方或双方无法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和关心,不敢向对方倾诉,甚至对物质、情感的正当要求也避免提出,出现的问题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这就为家庭矛盾埋下了隐患。本调查男女角色平等性得分均高于常模,且女性角色平等性的得分高于男性,究其原因,角色平等性测量的是在家庭婚姻中,是否女性的角色就应该是主内的,而男性的角色就应该是主外的,妻子在此维度上的得分高于丈夫,这也正验证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传统观念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
3.2 在冲突解决策略的性别差异方面,在回避和服从维度上男性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Ohbuchi等发现在冲突应对方式使用的数量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女孩通常会比男孩使用更多的策略;但在冲突应对策略的选择类型方面,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性别差异。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男女性别差异本身有关。在社会性别认同的成长过程中,男性本身就比较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在遇到冲突时更倾向于沉默。而且,传统观念中“好男不和女斗”的想法,会让男性更少地与女性发生争执,一般在冲突时倾向于使用回避或者顺从等策略。
3.3 婚姻质量与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婚龄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与回避呈显著正相关,这和国内外研究的结果有差异,而且婚龄与回避也呈显著正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会更多选择回避的应对方式,而采用回避的应对方式的男性婚姻满意度也高。妥协对婚姻质量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婚姻质量,属于积极的冲突应对策略,而控制、服从、分离和行为反应对婚姻质量有负向的消极作用, 会降低婚姻质量,属于消极的冲突应对策略,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外学者关于回避对婚姻质量的作用有不同的认识,有研究者支持回避冲突,他们认为直面冲突不一定适合于每一个人,有时可能会使情况更糟;但是回避可能使问题不能解决,进而使一方或者双方长久的怨恨和愤怒不能消除,越来越倾向于回避对婚姻质量起着消极影响。张锦涛等的研究发现,婚姻质量与要求/回避、双方回避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在对丈夫和对妻子的影响程度上也不同。与对丈夫相比,回避对于妻子婚姻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大。杨阿丽和方晓义的研究发现,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的是丈夫所报告的双方回避的冲突应对策略,但是缺少相关数据证明妻子所报告的双方回避的冲突应对方式的作用以及回避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与回避呈显著正相关,这和国内外研究的结果有差异,而且婚龄与回避也呈显著正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会更多选择回避的应对方式,而采用回避的应对方式的男性婚姻满意度也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男性更少地与女性发生争执,一般在冲突时倾向于使用回避或者顺从等策略,而回避可以使夫妻双方在冲突当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各自有时间冷静思考 ,然后再回来讨论解决冲突,这不仅可以防止冲突升级,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和理智的认识到冲突问题和对方行为的原因,从而有利于冲突的解决,进而提高婚姻质量。
对于女性婚姻质量与婚姻冲突应对方式、婚龄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了另一个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与婚龄无显著相关关系,女性的婚姻质量中的夫妻交流与角色平等性与婚龄呈负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对夫妻交流的方式和交流量越不满意,对婚姻中的承担的角色评价越低。与以往研究相反,目前的研究不满足在生命历程中与婚姻满意度的倒U曲线。这一发现部分支持Tremblay等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婚姻质量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大而降低,随着男性年龄的增大而增长。这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如果女性内化的时候出现情感冲突,她们可能会积累沮丧的经验,导致婚姻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低。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经历了“女权主义的革命”,但在今天女性仍常常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和配偶分享家庭实际的和情感上的负担是不平等的。今天的女性通常拥有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仍然强烈需要照顾家和孩子。随着每年儿童的数量与结婚人数的上升,女性发现自己将要被累人的日常家居工作淹没。虽然社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对女性仍有许多混合消息:当她们被鼓励在各行业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照顾她们的家庭。这很可能是他们的夫妻交流和角色平等性随着时间下降的理由。
3.4 从婚姻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婚姻应对方式中的行为反应、妥协、控制、分离可以预测婚姻满意度43.5%的变异,其中行为反应的贡献最大,解释32.6%的变异;女性婚姻应对方式中的妥协、行为反应、回避、分离4个因子可以预测婚姻质量46.3%的方差变异。其中妥协的贡献最大,解释33.5%的变异。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影响婚姻质量的性格相容性和夫妻交流的主要是行为反应,可以解释方差变异的20.1%~32.4%。而对于角色平等性,男性的冲突应对策略中的控制能解释方差变异的32.0%,女性的冲突应对策略中的行为反应能解释方差变异的25.6%。行为反应是指在解决婚姻冲突时,出现口头辱骂、肢体冲突等直接带来伤害的行为。妥协,是指夫妻双方在遇到冲突时进行讨论,以求达到满足双方要求的目标。贾茹研究表明,妥协是积极的应对方式,行为反应是消极的应对方式。本研究可以看出,对男性来说,消极应对方式可以解释更多的方差,对女性来说,积极应对方式能解释更多的方差,这和Noller等(1994)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在婚姻健康咨询服务实践中,应关注其性别差异,有针对性的进行认知和行为治疗,使夫妻双方学会使用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来应对现实生活冲突事件,进而提高婚姻质量。
当然,该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它是一个相关的研究,因此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先婚姻冲突应对还是先婚姻满意度。其次,研究参与者都不是对方的配偶;结婚的夫妇彼此之间的这些变量也应该核查。理想的情况下,未来的研究需要收集夫妻双方数据,特别是处在压力中的夫妻,如那些正在考虑离婚或分居。对不同的男性和女性样本的这些发现的复制需要澄清人群。第三,研究存在单一方法偏差,在所有的措施中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在未来的研究中,这将有助于整合,例如投射的工具和深入访谈,用于识别模式的差异,访谈的目的是为彻底检查各个组的特征,他们在婚姻生活的关系中的额外的感情和思想,以及他们如何解释不同时期的婚姻之间的差异。最后,该研究是基于一个横断面的研究,这些都限制了其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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