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女性旅游性安全:以泰国导游性骚扰为例
文章导读:在女性旅游市场与女性旅游安全问题逐渐活跃背景下,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凸显。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提出了女性旅游性安全概念。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是女性性安全在旅游领域的延伸,相关部门应重视保护女性旅游性安全。而导游的性骚扰是最为隐蔽的威胁女性旅游性安全的危险因素。导游性骚扰的社会心理缘起在于旅游情境的特殊性、旅游目的地文化、个人和国家基于改善贫穷现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以及客源国女性对旅游性安全的低认知度等因素。 |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女性经济”的出现,旅游消费成为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支出项目之一。安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但有统计显示,在2005年以后,我国女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频数加速增长。性侵犯事故是女性旅游者在旅游期间最常遭受的、最为恶劣的事故。有学者曾通过在夏威夷的调查研究表明,女性旅游者遭受性侵犯的比例是当地女性的3倍\[1\],而性骚扰是性侵犯事故中的主要体现之一。然而旅游安全相关文献显示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旅游从业人员遭受到性骚扰问题,认为性骚扰问题是目前最常见和最困扰旅游从业人员的安全问题,却对性骚扰同样是困扰女性旅游者旅游安全的问题重视不够,仅有的文献研究了女性旅游者遭受性骚扰的场合和对象,指出女性旅游者经常在旅游交通工具、旅游景点以及相关娱乐中心遭受来自目的地男性或者其他男性旅游者的性骚扰。而女性旅游者经常遭受性骚扰的场所正是导游的工作范围,导游的职业有大量接触女性旅游者的机会,因而其性骚扰行为在形式、地点上都简易可行。再由于旅游目的地文化、游客的旅游性安全认知度、旅游情境的休闲性、娱乐性、新奇性使导游的性骚扰成为最为隐蔽危险的威胁女性旅游性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对以导游性骚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女性旅游性安全的研究却鲜有涉足。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内涵。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是女性性安全问题在旅游情境的延伸,本文以泰国导游S性骚扰女性旅游者为例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中解析女性旅游性安全影响因素,呼吁相关部门重视并保护女性旅游安全中的旅游性安全。
2 本文对女性旅游性安全的界定以及泰国导游性骚扰个案情况
在旅游安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种是广义的研究视角即研究整个旅游业的安全,包括旅游行业、各环节的安全问题。另一种研究视角是较狭义的对旅游活动中的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双方的安全进行研究。还有一种最为狭义的视角即对旅游者的安全的研究,其主要的目的在于确保旅游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安全。而女性的旅游性安全属于狭义的旅游者人身安全范畴,性安全问题是指受到他人的性侵犯(主要表现形式是性骚扰和强奸)对自身生理、心理的安全造成危害。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安全隐患的根源来自旅游情境中的旅游目的地男性、男性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性侵犯,这些安全问题所引致的后果会严重影响女性游客的身心健康,影响女性旅游消费和旅游目的地乃至旅游地区、国家的旅游形象。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性骚扰(包括言语挑逗、引诱、肢体接触等)和强奸。以下以泰国导游S性骚扰为例分析女性旅游者的性安全事故。
近年来,出境游逐年升温,泰国是中国公民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到过泰国的游客普遍反映泰国导游存在性骚扰游客的问题,由于泰国特殊的文化氛围,泰国的导游都表现得很“色”。性骚扰有不同的种类,若依被动方感觉来分可分为视觉性性骚扰、听觉性性骚扰、触觉性性骚扰,混合性性骚扰由行为主动方采用上述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方式,综合实施的性骚扰行为。
根据以上性骚扰概念、种类的界定,某旅游团队的泰国导游S多次对团队青年女性实施了混合性性骚扰,包括视觉性性骚扰(除强迫游客消费各种色情秀外,泰国导游可以非常娴熟的将手中的浴巾折叠成男女的性器官,并附加于团员的相应部位以“娱乐”大家。),听觉性性骚扰(在整个旅程中,团员被迫在旅游大巴、游船等各种场合“欣赏”S的各种荤段子,以及对女团员脸蛋、身材露骨低俗的夸赞、挑逗,对男团员生殖器大小的直接询问,并以手中的话筒作类比;同时直言自己的第二职业是“男妓”的言论等等),可谓“精彩纷呈”,“层出不穷”。当然,以上两类性骚扰在概念界定上还存在泛化的质疑,沈奕斐认为应该澄清性骚扰这个观念,“性骚扰是说‘某些性关注因为不受欢迎因而是骚扰’不是说‘情欲本身就是骚扰’。在人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和交流艺术。”即行为的不受欢迎是性骚扰行为最本质的特质,是学界对性骚扰概念界定的核心要件的共识。由于泰国旅游中的情色发达、性的开放程度,以及团员自身的娱乐放松心态,所以我们不能断言,导游S给予游客视觉、听觉系统的性相关信息就是完全不受欢迎的传播,将其一并纳入性骚扰的范畴。然而,S对团内大多数青年女性实施的触觉性性骚扰(多次利用各种机会不顾行为被动方的反对,搂抱女性,触摸女性敏感部位,俗称“咸猪手”)遭到了行为被动方即刻的不同程度的排斥反应(逃窜、尖叫、躲避、口头警告、行为抵抗),这确是印证了S性意涵行为的不受欢迎,构成了对游客实施性骚扰的事实,表明了性骚扰的实质—相对的强势者针对相对的弱势者实施的,不以正常情欲关系为目的,导致弱势者反感或抗拒的性意涵行为。
既然导游S的性骚扰行为程度、广度、频率都十分突出,那是什么样的因素让其骚扰行为可以一直持续到旅游结束,与游客也似乎“相安无事”呢?
3 女性旅游性安全问题之性骚扰的社会心理缘起
3.1 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心理对旅游从业人员危害女性旅游性安全的影响
3.1.1 泰国男性文明及父权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旅游性安全的隐患 性骚扰追根溯源是男性文明父权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产物。泰国是一个黄袍佛国,然而泰人的宗教信仰中有相当程度的婆罗门教文化成分。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而婆罗门教却宣扬男尊女卑,婆罗门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泰人男尊女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现代泰国社会存在的严重歧视妇女的现象,如色情业发达、男性为了取悦男性而变性成为悲惨的“人妖”,家庭中男性对妇女不负责任、妇女就业困难等。
旅游途中,导游S也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口吻谈到泰国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泰国的男人如何潇洒等等社会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的现象,迎来的是全团男性游客的羡慕,女性旅游者“入乡随俗”的认同。性骚扰是一个西方的外来名词,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妇女的觉醒,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女权运动的产物,是女权主义法学家与不尊重妇女尊严的社会陋习和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斗争的成果。而在这样的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下,泰国妇女到底对性骚扰概念了解多少,又能知道如何应对吗?这真是值得怀疑的问题。而当导游的性骚扰行为发生时,人们由于“入乡随俗”、“潜移默化”地认同了泰国父权社会背景下男尊女卑意识形态衍生的色情文化,认为这是泰国男性对待妇女的日常行为。
3.1.2 个人和国家基于改善贫穷现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色情旅游特色下“泛性化” 实际上,如果没有内政部心照不宣的保护,泰国色情业大规模地存在简直是不可能的。故而在这些以旅游为庇护伞的非法买卖和交易中,穷国参与者往往成为弱势一方和牺牲品,旅游是泰国的支柱产业,色情旅游得到强化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旅游经济利益,美国《丹佛邮报》指出,仅曼谷的色情业就有10亿美元市场。但它对泰国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并对相邻国家的社会和旅游,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旅游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反过来,旅游业与色情业的结合将引致旅游环境包括软环境也被“泛性化”,身为泰国的导游S长期浸淫其中,性意味的取悦与性骚扰之间的界限被最大程度模糊化。同时女性旅游者对性骚扰识别度降低,即使识别也因“入乡随俗”而产生价值判断的异化。
3.1.3 泰国旅游执法的盲区让游客无法获取有效社会支持 泰国是个重视旅游市场规范的旅游强国,正因为此,尽管旅游业屡遭政局动荡、经济危机的重创,还是能保持吸引力。在泰国,有旅游警察专门负责处理游客投诉,维护游客权益;泰国的《旅游和导游执业法》详细规定了导游的任职资格以及游客投拆导游的处罚规定,其中包括违背职业道德、违背法律的导游性骚扰行为的处罚机制,这样在面对性骚扰时,游客才知道是否应该、何时、何地,怎样向旅游警察寻求帮助。
3.2 客源国社会心理视域下的女性旅游性安全影响因素
3.2.1 我国儒家文化熏陶的贤良谦恭的美德、“以和为贵”的思想影响女性旅游性安全的觉察风险 在国人心目中,忍耐是一种美德。“忍”已经融入到国人的性格之中\[10\]。因此,当遭受性骚扰后,团员通常第一反应都是忍,除了一些社会经验圆熟的女性旅游者,大部分女性旅游者都是默默忍受,降低觉察风险。“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成为根植于女性旅游者内心深处默默遭受“性骚扰”的潜在原因。而正是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确制止S的骚扰行为,令其行为更为嚣张。
3.2.2 我国女性旅游者对旅游性安全的认知误区 ①性骚扰概念界定不清。游客关注旅游安全主要是财产和人身安全,对性安全的主要表现形式性骚扰界定不清。在面对S性骚扰行为时,有一种声音是:泰国不是性禁锢、性愚昧的国度,不存在性骚扰一说,认为性骚扰与非礼、耍流氓等概念都是中国封建传统性禁忌文化的产物,是保守陈旧落后被人耻笑的观念,既然走出国门,为何露洋相?发出这种声音的人群中部分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混淆视听,而相当一部分人确是不清楚性骚扰概念恰是源自西方社会,恰恰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性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区分“两情相悦”和“不受欢迎的性意涵行为”提出的概念,是保护妇女的性自主权益、尊严的产物。②窄化、歪曲性骚扰含义。团队中不少人认为导游S的行为不够严重:“这算什么?”,“看了、说了、摸了,什么也带不走”,“没有实质的损失。只有强奸行为成立才算性骚扰。”因而性骚扰发生时,多数女性旅游者对这样不受欢迎的行为是被动逃避反应,遭受性骚扰后选择的是沉默。事实上,性骚扰行为可以并不包括强奸。把有关性的犯罪都用性骚扰来归结是性骚扰概念的泛化,只有强奸才算性骚扰的说法则绝对是常识、道德、性别歧视观念与法律的多重错误。
3.2.3 印象管理策略:女性旅游者高度迎合性骚扰的非正式公共舆论 如果把公共舆论分为正式舆论和非正式舆论,那么性骚扰受害妇女就生活在两种不同的舆论环境和文化体系中。非正式舆论,是以非制度的、以社会习俗为基础、主要来自民间世俗社会的观点、意见和声音。中国人高度重视关系的和谐,因而印象管理策略之一就是在乎、迎合大部分人的看法,而非正式舆论正是大部分人看法的集中、有效表达。因此,迎合非正式舆论成了重要的印象管理策略。尽管中国近些年关于性骚扰的主流正式舆论是正确面对、严肃防范、严厉惩治,但是在非正式舆论层面,在大多数受害妇女的经验中,性骚扰至今仍是一个难于启齿的沉重话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受骚扰者不敢声张、不愿声张,非正式舆论显示出与正式舆论几乎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当有个别女性旅游者对S行为发出警告时,S明显措手不及,恼羞成怒,甚至表示自己有女友,不屑骚扰某游客,而此时的团体内舆论导向并未体现支持。因而,女性旅游者往往也为了“顾全面子”、“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大惊小怪,说出去是对自己影响不好”的舆论,不得不走入沉默的怪圈。导游S正是利用妇女的这种心理肆意妄为,让更多的女性旅游者遭受更多的性骚扰。
3.2.4 中国人常有的归因偏差 情境归因,合理化S性骚扰行为。中国旅游者对S的行为更多的倾向于情境归因,而西方人更倾向对个体人格的归因风格。因此中国旅游者倾向从旅游情境中的娱乐动机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色来解释S的行为。用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作为S性骚扰归因的挡箭牌。有游客甚至直言不讳的说:“到泰国玩,为什么?何必较真,不能接受……,那为什么来泰国?”把泰国的旅游与性完全划等号。角色归因,进一步为S的性骚扰“正名”,降低了妇女对其行为的警惕性。S的行为也常常被游客们解释为导游的职业角色所需,为其行为提供了中和的便利。“中和”是西方犯罪学中的特有概念,可将犯罪行为美化为常规行为的技术。
3.2.5 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选择从众,减少认知失调,恢复心理平衡 导游的性骚扰发生后,性安全受到侵犯的游客在无法逃避的事实面前,内心必然面临认知冲突,在“性骚扰是不对的,我们应勇于捍卫自己的尊严给予坚决的反击”与“我选择沉默,无动于衷”两个认知间显然引发了失调。如何减少失调呢?通过与处境相同的人进行应对方式的比较,增加了认知,选择从众(如这时往往存在此类的言语反应如“哎呀,没什么,大家不都遭了嘛”,“都没说什么,小事了,大家吃亏不叫吃亏”),获得了信息支持、情感慰藉、虚无的安全感。即使有少数人有明确反对S行为的尝试,也因从众而“销声匿迹”。
3.2.6 突出的“旁观者效应”,抑制利他行为 旁观者效应指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在场造成责任扩散会使个体抑制利他行为。除了非正式公共舆论对女性旅游者应对性骚扰产生消极影响外,在实际的干预行为中,由于是众多同一团队的旅游者在场,故面对女性旅游者被性骚扰时,众人多采取回避、沉默的方式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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