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本科生避孕自我效能与避孕行为意向的调查与分析
文章导读: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对大三、大四的180名护理本科生进行匿名调查。结果:避孕自我效能的平均分为(26.53±4.53)分,不同年级学生避孕自我效能平均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避孕行为意向的平均分为(12.24±2.65)分,不同生源地学生避孕行为意向平均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多,未婚先孕、人工流产、感染性传播疾病、性侵害等现象也日益增多,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护理本科生作为特殊的大学生群体,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知识背景,但部分学生仍存在不正确的避孕理念且对科学的避孕措施存在误区并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技能,导致她们容易成为避孕失败的主要受害者和发生意外妊娠、不安全流产、反复流产、感染性传播疾病等事件。同时,性骚扰、性暴力、性犯罪等事件在高校校园中屡屡发生,使得女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通过对高年级护理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她们的避孕自我效能与避孕行为意向,为有针对性的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自编问卷,采用方便抽样对180名护理专业本科女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1.40±1.01)岁,均为女性;三年级学生占33.3%,四年级学生占66.7%;城市学生占17.4%,农村学生占82.6%。
1.2 工具
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医学生避孕自我效能与避孕行为意向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1)个人基本信息;(2)避孕自我效能:共设7个问题,非常没信心、没信心、不确定、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分别计为1分、2分、3分、4分、5分,满分35分。在本研究中信度为0.89;(3)避孕行为意向:共设3个问题,非常不可能、不太可能、不确定、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分别计为1分、2分、3分、4分、5分,满分15分。在本研究中信度为0.80。
1.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法。由一位调查员按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要求学生根据真实情况采用打勾选择的方式当场填写问卷。发放调查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77份,有效率96.8%。采用SPSS16.0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避孕自我效能
调查对象避孕自我效能的平均分为(26.53±4.53)分,三、四年级学生平均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对“我不会担心意外怀孕的问题”的平均分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避孕行为意向
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未来3个月,我一定会采取我选择的避孕方法”的平均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调查对象未来3个月可能采取的避孕方法依次为避孕套(49.23%)、安全期推算(17.69%)、禁欲(16.15%)、事后服用紧急避孕药(8.46%)、体外射精(4.62%)、基础体温测量(3.85%)。
3 讨论
3.1 避孕自我效能
避孕自我效能(contraceptive self-efficacy,CSE)是指避孕的实施者对组织、实施避孕并达到安全避孕的自信心,它的形成来源于直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劝说和身心状态四种信息源。研究表明,使用过多种避孕方法的女性和使用鼓励性的言语激发个体时,都会提高其避孕自我效能。但是,不良的避孕体验如口服避孕药引起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时有些女性会认为其对健康存在消极影响而拒绝继续使用,或使用男用避孕套降低了性满足感,都会导致避孕自我效能下降。同时,大学生获得避孕信息的途径主要有媒体、网站、书籍、朋友、家人等,有些不科学的信息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学生的避孕选择。一些大学生不确定男用避孕套的有效性,认为使用安全套对健康有不良影响,缺乏避孕套的使用技能等。一些女大学生常常通过关注身边的同伴采用的避孕方法,在遇到相同问题时也可能会效仿同伴错误的做法。
本次调查中,所有调查对象的避孕自我效能总平均分为(26.53±4.53)分,表明她们对实施安全避孕的信心较低,且三年级的平均分高于四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四年级学生的避孕自我效能并没有随着年龄、年级、医学知识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在对于“我不会担心意外怀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比三年级学生的平均分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往调查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加,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增加,高年级的学生更容易出现避孕失败等问题。因此,针对高年级学生的避孕自我效能教育更显得重要。
3.2 避孕行为意向
避孕行为意向(contraceptive behavior intention,CBI)是指个人对于采取避孕行为的主观几率的判定,它反映了个人对避孕行为的采取意愿,是离实际行为表现最近的认知前提,是预测个人避孕行为的最好方法,避孕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其重要的三个影响变量。其中,避孕行为态度是指个人对避孕行为所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它受认知、年龄、文化、职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如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过性经历的大学生对避孕行为的态度更积极;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安全避孕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受传统思想提倡女性在结婚前应保持性贞洁的影响,女大学生发生婚前性行为会承受更多社会舆论的压力,导致她们在婚前性行为方面比男性保守。但是,近年来女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趋于开放,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应引起教育者的重视。本研究中,农村学生对于“未来3个月,我一定会采取我选择的避孕方法”这个问题的平均分高于城市学生,可能与农村学生受传统影响较大有关;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反映个人过去的避孕行为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愈少,则对避孕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愈强。在个人选择和使用何种避孕工具时,越方便获取和使用的避孕工具,越有利于实施避孕。本研究中,有34.62%的学生“在未来3个月可能采取的避孕方法”中选择了推算安全期、事后服用紧急避孕药、体外射精和基础体温测量等措施,表明部分护理本科生选择的避孕方法并不是科学、安全的避孕措施,容易导致避孕失败和感染性传播疾病。
教育者在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时,不仅要重视社会主观规范、社会文化、重要的他人支持对个人避孕行为的影响,减少实施安全避孕的阻碍因素,还需要考虑不同经济水平、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的差异,多渠道地实施避孕教育,采取有效的人为干预措施,增强安全避孕的信心,消除其对使用避孕工具或药物的错误看法,帮助他们掌握有效避孕的方法,提高其对实施安全避孕的知觉控制,提高其成功避孕的经历,并保持避孕时的良好身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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