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2011~2015年HIV/AIDS晚发现病例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导读:通过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天津市2011~2015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的数据信息,对病例信息进行分析,计算晚发现的比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2011~2015年天津市累计新发现的HIV/AIDS 病例数为2922例,晚发现比例为31.3 %。多因素分析表明25~34岁病例(adjusted OR=1.722, 95%CI:1.3 46~2.3 34)、35~49岁病例(adjusted OR=2.934, 95%CI:2.1 25~4.051)、50岁及以上病例(adjusted OR=3.859, 95%CI:2.625~5.673)晚发现比例高于25岁以下病例;STD就诊者发现病例(adjusted OR=0.293, 95%CI:0.209~0.413)、VCT发现病例(adjusted OR=0.278, 95%CI:0.213~0.364)、专题调查发现病例(adjusted OR=0.254, 95%CI:0.198~0.326)晚发现比例低于医疗机构检测发现病例;本市户籍病例(adjusted OR=1.2 66, 95%CI:1.043~1.5 38)晚发现比例高于非本市户籍病例。 |
天津市自1991年发现首例境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艾滋病开始在我市蔓延。随着艾滋病监测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市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数量不断攀升。目前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被认为是HIV预防与控制的有效手段,而很多病例因为晚发现导致不能及时治疗,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同时治疗成本与传播风险也相应增加,晚发现已经成为HIV/AIDS防治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将对天津市2011~2015年五年间新发现病例的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及时发现HIV/AIDS病例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依据HIV/AIDS病例报告相关规定,2011~2015年间天津市发现并报告至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的新发现的HIV/AIDS病例。
1.2 研究方法
通过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2011~2015年历年年底的历史卡片,从每一年下载的卡片库中筛选出当年新报告的HIV/AIDS,筛选条件为:审核标志为“已终审卡”;病例类型为“临床诊断病例”或者“实验室诊断病例”;地区类别为“本省其它地市”、“本市其它区县“、“本区县”、“其他省”。依据条件筛选出当年新报告病例后,将新报告病例卡片与当年CD4+T淋巴细胞计数最低的一次随访表进行关联。将五年新报告病例分别关联后的数据库进行合并后分析HIV/AID病例晚发现情况。参考相关文献历年新报告病例晚发现包括以下5类:(1)死亡且死亡原因为非意外者的病例;(2)存活和意外死亡的病例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200个/μL的病例;(3)存活和意外死亡的艾滋病病人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499个/μL的病例;(4)未做过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的存活和意外死亡的艾滋病病人;(5)推算的晚发现病例,推算依据为未接受过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按照除非意外死亡的其余新发现病例中做过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者当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200个/μL的病例。
1.3 统计学分析
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信息,趋势检验用于验证年度间的变化趋势,病例晚发现的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统计学检验效率α=0.05,使用SPSS19.0软件包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011~2015年天津市五年间新发现并报告病例数分别为404、505、497、684、832例,累计报告病例2922例。分析2922例研究对象的特征得知,研究对象被发现并报告时平均年龄为(34.49±12.038)岁(1~86岁),中位数为31岁;性别分布:男性占94.5%(2761),女性占5.5%(161);民族分布:汉族占93.4%(2728),少数民族占6.6%(194);婚姻状况分布:不详占0.2%(7),未婚占55.3%(1617),已婚有配偶占27.1%(792),离异或丧偶占17.3%(506);年龄分布:25岁以下占22.6%(661),25~34岁占36.3%(1061),35~49岁占27.8%(811),50岁及以上占13.3%(389);户籍分布:本市占52.9%(1546),外地占47.1%(1376);传播途径分布:不详/其他途径占1.1 %(32),同性传播占71.5 %(2090),异性传播占23.9%(699),注射毒品传播占3.5%(101);报告当年疾病名称分布:HIV占71.5 %(2088),AIDS占28.5%(834);病例来源分布:来源于VCT占17.7%(518),来源于专题调查占35.0%(1022),来源于医疗机构检测占26.1%(762),来源于其他检测占13.0%(381),来源于STD检测占8.2%(239)。
2.2 晚发现病例特征及影响因素
2922例研究对象有916例为晚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为31.3 %,916例晚发现病例的平均年龄为(31.86±10.727)岁(1~79岁),中位数为29岁。分层分析知历年晚发现比例,2011年为35.4%(143/404)、2012年为27.3%(138/505)、2013年为30.2%(150/497)、2014年为30.8%(211/684)、2015年为30.9%(274/832),历年晚发现比例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83,χ2=8.235)。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病例来源、不同年龄、不同户籍、不同传播途径的研究对象晚发现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将单因素分析中,在0.05水平上显著的变量选为自变量,晚发现情况为因变量(晚发现=1,非晚发现=0),按照纳入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0.10的水准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分析表明与病例晚发现有关的因素为病例来源、年龄、户籍与传播途径四个因素。
3 讨论
目前,对于艾滋病晚发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刚发现时即为AIDS或者发现后很快进展为AIDS(出现AIDS相关临床症状或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小于等于200)的病例为晚发现病例;同时也有将CD4+T淋巴细胞计数小于等于350的病例定义为晚发现病例;再者有将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小于200或确证为HIV感染后1年之内死亡的病例定义为晚发现病例。本文晚发现病例依据有关文献综合病例发现时的临床表现、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以及死亡等情况进行定义。本研究发现天津市2011~2015年新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高于北京市2013年报告病例22.3 8%的水平,同时2013年同期天津市晚发现比例30.2%也高于北京市2013年的晚发现比例;金霞等研究表明全国2011~2014年的晚发现比例分别为42.1 %、38.1%、36.8%与35.5%,天津市晚发现比例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病例较年轻病例发现时晚发现比例较高,本研究中多因素分析同时表明,年龄越大的病例晚发现比例越高,分层分析发现年龄越高的病例其文化程度越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越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为25岁以下51.4 %、25~34岁46.9%、35~49岁27.0%、50岁及以上16.7%),有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病例晚发现比例较低,有可能与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越低,主动寻求检测的比例越低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越高的病例通过医疗机构检测发现的比例越高(医疗机构检测发现比例分别为25岁以下12.3 %、25~34岁18.7%、35~49岁33.9%、50岁及以上53.5%),医疗机构发现病例大部分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就医而被检出,因此会有很多既往感染的病例被检出导致其被晚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同时本研究多因素分析也表明医疗机构发现病例的晚发现比例高于其他几类病例来源,有研究表明,医疗机构当患者出现症状就诊时,仅有40%进行了HIV的检测,其检测覆盖面较小,病例被及时发现的可能性也相应降低。目前天津市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开展了术前/输血前/有创检查前免费的HIV筛查检测,但是并未在全部的门诊就诊者当中开展筛查,将HIV筛查纳入常规检测对于医疗机构发现病例及时性可能有很大帮助。本研究表明VCT、专题调查及STD就诊者晚发现比例低于医疗机构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VCT晚发现比例低主要由于这部分人群主动检测意识较高,发生危险行为后能够及时寻求检测,自然被早发现的可能就高。目前天津市开展的专题调查发现的病例主要来源于针对MSM的专题调查,分析原因与其他研究类似,由于针对MSM人群检测的覆盖面扩大,同时有很多干预机构提供诸多的咨询检测服务,使得病例能够被及时发现。近年来,天津市通过社区小组大规模开展针对MSM人群的宣传干预工作,检测地点直接深入到MSM人群活动的酒吧及浴池等场所,检测覆盖面及可及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便于及早发现病例,因此使得来源于专题调查的病例晚发现比例相对较低。STD就诊者晚发现比例低一是由于天津市在性病门诊就诊者当中开展了HIV的筛查工作,对性病门诊的HIV筛查工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有利于扩大检测覆盖面;二是由于感染性病后感染HIV的可能性也相应加大,因性病出现症状后就诊致使HIV被及时发现。多因素分析表明本市户籍病例更容易被晚发现,可能由于本市户籍病例由于在本地长期居住,害怕自己感染后无法对家人说明,因此导致其主动寻求检测的意愿较低,提示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与反歧视的宣传工作。本研究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病例报告数据的来源有限,很多艾滋病相关行为学的指标没有纳入分析,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的推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推断病例晚发现的原因,为及时发现病例提供相关的线索。综上,天津市HIV/AIDS病例存在一定比例的晚发现现象,应该适时调整防治策略,提高监测的敏感性,在加强MSM等高危人群监测的同时,强化医疗机构就诊者的检测,同时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在高危行为人群中加强HIV/AIDS早发现、早治疗益处的宣传,以提高高危行为人群主动寻求检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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