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社会因素对中医妇产科学发展的影响
文章导读:中医妇产科学在明代深受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收集大量有关于中医和中国历史的资料,整理、归纳了影响明代妇产科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揭示了封建礼教、社会思潮、人口增长、医学教育等社会因素对明代妇产科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阐述了明代妇产科学的发展特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当重视各种社会因素对当今妇产科学的影响,并且继承和发扬古代医者的进取和奉献精神。 |
3 个性解放思潮下的淫佚世风
在理学盛行的时代,人性被极度压抑。到了明朝中后期,现实生活的丰富让人们的个性意识觉醒,传统理学逐渐僵化,王阳明的心学广泛传播。王阳明本是程朱理学的研习者和践行者,但在宁王叛乱,官僚贪赃枉法,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下,他深感从外界找不到挽救社会的途径,于是开始回归本心,把希望寄托在封建道德的自我完善上,开始寻找抵御外界灾难的心灵支柱。王阳明把天道合于人性之中,强调了人的自主意识,降低了天的地位,而“圣人”也不再是神秘的偶像,他曾说到:“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他提倡的“致良知”,虽然主要是加强封建道德的实行,但他的理论可以引导人们从中了解到人应该按照“心”所“自然”作出的反应选择去追求和活动。其理论将士大夫、学子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改变了独尊理学的局面,并直接引发了中晚明主张个性解放、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社会思潮。求学于阳明并在之后开创“泰州学派”的王艮,不同于仕宦出身并追求高尚道德的王阳明,他作为奔波于存亡线上的社会下层的代表,提出了更适应下层百姓的“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了人欲就是天理,安身才是治理天下之本。明末著名的思想家李贽,更是因为敢于反对权威,呼唤人性解放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他指出人们的私欲、物欲也就是“自然之理”,而私欲正是士、农、工、商各勤其业的动力。李贽之后,从客观的角度看待人的私欲的学者也逐渐增多。
以上种种使人们开始重视个人价值,但同时也助长了人欲的泛滥。繁荣经济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不断产生,社会风尚开始转向奢侈,社会越轨行为也逐渐增加。统治者阶层淫风之盛骇人听闻,而士大夫阶层也把“雪夜闭门读禁书”作为“赏心乐事”,下层社会则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虽制犯禁,不知忌也”。《金瓶梅》等带有明显色情内容的作品相继问世。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传教使得一些女性走出闺门,皈依天主教。1616年南京教案,审判传教士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接近女色。传教士虽未对中国妇女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输入了新鲜的思想和观念,对长期以来束缚中国妇女的封建礼教造成了冲击。各种因素使得传统的“女德”思想开始瓦解,女性不再单纯追求虚名,而是追求生活中实在的幸福快乐。在一些小说中,女性婚外情现象大量出现,出现了一大批淫妇。在淫佚世风下,妇产科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特点。
3.1 寡欲补肾学说发展了妇科理论
此期性生活的不节制导致妇女房劳伤肾现象突出,堕胎现象明显增多,妇科界因此着力研究房劳伤肾及性病等的治疗,“房劳伤肾”与“颐养寡欲”的重要性开始被强调。医家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指出,世人“纵欲者多,节欲者少”,“过欲致火”从而造成阴的不足,因过欲则“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他赞同朱丹溪的补阴之说,认为“少年……欲心正炽,妄用太过,至于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所丧既多……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所以从少年到老年都需要补阴之药。万全在《养生四要》、《万氏女人科》、《广嗣纪要》中则反复强调寡欲的重要性,他指出“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寡欲者,延龄广嗣之第一紧要也”。《景岳全书·妇人规》中专列“妊娠寡欲”一篇,第一句便是:“妊娠之妇,大宜寡欲。”明确指出胎元之强弱、产育之难易,以及很多的产后病,无不与妊娠期间是否寡欲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孕妇不加节制而多动欲火,则会损伤阴精,使“藩篱由不固而伤,血气由不聚而乱,子女由元亏而夭”。
由于房劳伤肾的病例不断增多,当时医家加强了对肾和命门学说的研究。薛氏将《金匮要略》中的八味丸与《小儿药证直诀》中的六味丸,用于治疗各种虚损病证,对后世赵献可针对房劳虚损引起的“火衰”与“水亏”病证,运用八味丸、六味丸来补益肾阳、肾阴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张景岳重视肾的作用,极力提倡补肾,在《妇人规》中认为“妇人因情欲、房事以致于经脉不调者,其病皆在肾经,此证最多”,若因欲火炽盛,导致真阴匮乏者,用保阴煎、滋阴八味丸之类治疗;若因房劳纵肆不节,损伤冲任,致肾气不守,应固命门,用固阴煎、保元煎之类治疗。赵献可在《医贯》中也强调补肾,他认为命门中的真火犹如走马灯中的灯火,十分重要,“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如果房劳过度,不知节制,则“日夜戕贼此火”,元气亏损,损人寿命。
3.2 用以控制人口的节育手段快速进步
在淫佚世风下,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人口与环境承载矛盾加大。明代学者董其昌在1614年上了一道奏疏,估计当时的全国人口是明代初年的5倍。这种情况客观上产生了对人工控制生育的迫切需要,促进了在妇科学领域的有关节育手段的快速发展。生育控制的对象更广泛,开始用于过去不曾被社会大众认可的节育对象,如尼姑、寡妇、未婚女子等。医家龚廷贤在《寿世保元·断产方总论》中明确指出“断产方”也为“或生育不己,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的女子准备。明末小说《禅真后史》第十七回中,张氏、聂氏怕阿媚因生子把自己的家资分走,于是求教于巫婆徐妈,徐妈说:“你们一心要除那祸胎,必须神药之力……神是神道,药是药饵,二者并用,庶可收功。”并向二人介绍了一个卖鼠药之人的“秘传通经绝孕堕胎的圣药”。在当时江南“杭城中有标榜通衢,鬻打胎绝产之为业者”。由此可知,堕胎现象在当时已经很普遍,甚至形成产业。
明代医学家从医学实践中总结出很多有效的节育方法:(1)对排卵期开始有概念:明代后期医家岳嘉甫在《医学正印种子编》中指出“凡妇人经行一度,必须一日氤氲之候,(于此时)顺而施之则成胎。”明代医家洪基在《摄生总要秘剖》中说:“宜种子之时”是在“妇人行经过后凡六日”,这样就很接近现代安全期避孕理论。(2)药物避孕: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指出“有用水银、虫、水蛭之类”作断产药物,但导致的结果是“孕虽不怀。难免受病”,他还给出了“平和而有益效”的三个断产方,如“故蚕纸方圆一尺。烧为末。酒调服。终身不复怀孕也”。张景岳在《妇人规》中谈到:“下胎断产本非仁者之事,然有妇人临产艰危,或病甚不胜产育者,则下胎断产之法有不得已,亦不可废者也。”他也引了同样的两个断产方,又有用四物汤和芸台子(即油菜子)等药物断产的方子和一个断产灸方。赵献可在《邯郸遗稿》中提到:“凡妇人生理不顺,怕产者,宜服九龙丹则不娠,其故何也?此药能令脂膜生满子室,不受孕矣”。还说如果以后又打算受孕生子,则“以车前子为末,温酒服一钱,数服仍可以受孕”。由此说明当时的医家已经掌握了几种避孕方法,有长期避孕的方法,有避孕后恢复生育功能的方法,还能兼顾用药的安全性。(3)堕胎:薛己在《女科撮要》中提到:“一妊娠五月,服剪红丸而堕,腹中胀痛……余曰:此峻药重伤,脾胃受患”,这说明当时已有堕胎的成药,医家也对其药性有所认识。《景岳全书·产育类·下胎方》中载有“用蓖麻仁二个,巴豆一个,麝香一分,研贴脐中并足心,即下。或月一粒,温酒吞下”,可下生胎或死胎。
4 实学思想促进科学发展
突破了程朱理学,唤醒了人的自然本性的王阳明,其本人是真正地去践行圣贤的思想的,也常强调“知行合一”,但由于他片面地无限夸大“精灵”的作用使自己陷入了禅宗的泥坑,到晚年则明显地表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王学末流更是片面地发展了其糟粕。王畿鼓吹良知是现成的,不需读书明理,不必社会实践。王艮宣扬不睹不闻,不思不虑。邹守益等人也只在静坐敛心上下功夫。晚明东林党人对于王学末流“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的学风深恶痛绝,他们力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思想家黄宗羲所处的时代,现实是社会处于风雨飘摇的变动时期,但思想界却“天下争言良知”,形成一股清谈之风。在这种风气之下,儒家学派兼顾研究自然科学的传统几乎是中断了。从横向上来看,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料,对比明末的空疏学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力赞扬西学的务实精神。徐光启认为心学“无所用于世”,提倡“生平务有用之学”。李之藻把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儒者实学”。明末科学家方以智撰写《医学汇通》等书籍,吸取西方传入的人体生理、医药方面的内容,主张诊病应融合中西医诊断措施。
在明朝中后期这种批判虚学,追求实用的思想演变中,许多开明的医学家也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妇产科学的实用精神主要体现在客观对待妇科检查和详述妇女阴部疾病等。万全在《广嗣纪要》中记载了五种女性因先天生理缺陷而不能生育的情况,有“阴户外纹如螺狮样旋入内……阴户小如箸头大……花头,尖削似角”等描述。武之望在《济阴纲目》中论述前阴诸疾,颇为详尽。张景岳也曾对子宫的位置作了正确的描述。可见当时的一些妇科医生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有所贡献。
5 明代的医学教育和世医制度
明朝历代的皇帝都比较重视医学的发展,设置了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其下分别设有宫廷皇族的医药机构以及平民与地方的医药机构。虽然宫廷医疗仍是明代政府医疗工作的重点,但是也开设了为平民诊病卖药的惠民药局,遇到疫情时,药局还会免费施药于百姓。医学教育在明代受到重视,宫廷及地方医学教育皆由太医院管理,其时地方医学教育的规模超过了唐宋元各代,并有地方重于中央的特点。明代地方官办医学打破了传统的“祖传”等私相授受医术的习俗,招集学生,公开培训,医学生必须通过层层考核,才有可能进入明代医生队伍。所以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统治者还继承了元代的分行分户、子袭父业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就形成了明代的世医制度。医家薛己便是继承其父之业,任御医及太医院院使。龚廷贤也是随父学医,不但继承了其父龚信的医术,还继承了他的医学伦理思想,他深刻地分析了医患关系,批评了医患双方的不良行为,指出女病人不见医生、隔着床帏或是盖着手帕让医生切脉不是想要治愈其病,而是为难医生。这样的世袭制度可以让世医子弟耳濡目染,继承父辈的医德和医术,并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更好地进行学术总结。
从此期医学对与其一直共存的巫术的冲击也可看出,明代的世医制度和正规医学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生于医学世家的明中期医家虞摶以实践否定迷信,对巫师、巫婆惑人、骗财的做法严加痛斥:“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对于妇人怀鬼胎之说,他认为男女之性淫而虚,则肝肾之相火无时不起,所以虚劳之人易梦与鬼交,这是患者昼之所思,夜之所见,并非实有与鬼神交接而成胎。这对妇科疾病的认识是一种突破。刘正刚等\[32\]的研究中表明明代广东地方医学对巫术的流行产生了阻力,百姓从专注求巫觋发展为适当求医。
综上所述,明代政府对医学教育非常重视,这对当时医疗队伍的品质提高有着积极意义,进而也对妇产科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6 小结
明代社会是封建礼教束缚加深和人性解放思潮兴起两种现象同时存在的社会,复杂的社会因素对妇产科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此期的医学家通过不懈努力,在妇科理论水平上有着极大的发展,在用药上也为现世提供了大量切实有效的经验方法。但是产科学在此期并没有向带有外科学性质的独立学科发展,这与贯穿始终的封建礼教束缚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明代医学家们对经典著作的批注,对药物的集大成总结,对医学伦理道德的反思,对女性生理结构的探究,对鬼神、巫术的批判等,充分表明他们具有令人尊敬的钻研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品质,这是最值得我辈学习的。
分析妇产科学的发展史可以给当今的妇产科诊疗以提示。从大量资料可看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严重阻碍妇产科学发展,尤其当女患者面对男医生时,患者顾虑太多而有所隐瞒,男医生也不能深入调查。即使在现代社会,在面对女性医者时,很多女性也会因为害怕社会舆论而对有些问题难以启齿,比如小产次数。而这些情况对医生了解病情却是有意义的。封建道德中的是非观对国人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刻的,所以即使在当代,我们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从而造成医患之间的隔阂。明代医患间遇到的种种问题提示我们在临床中要注意考虑患者是否有无益于诊断的避而不谈的问题,要时刻以医者的角度公平看待每一位就诊的患者,诊疗时尊重事实,尤其要给心理敏感的女性病患多一些耐心。
社会因素对妇产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认真研究,但是每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有多大,影响到哪个环节,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盲目夸大任何因素的作用。比如尽管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之下,男性医者很难为女性患者诊疗,但也有不少敢于突破束缚,追求真理的医家,对女性的解剖结构及其难言之隐,有着很深入的了解;明代社会虽然经济繁荣,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封建社会的性质限制了直接为产科发展服务的科技基础的产生等。本研究选取了一些影响妇产科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尚有一些社会因素未作深入剖析,比如在医学界,经过金元四大家后,很多人或偏执于一家,或有所反思,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朝中后期经历了“小冰河期”这样的酷寒天气所导致的疾病谱变化;明代小说中“妒妇”形象增多与女性情志疾病的关系;明代帝王崇尚道教,钻研炼丹术的风气等。这些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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