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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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的相关研究
3.1 国外研究
通过文献查阅发现,早在1965年,美国已经开展了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调查。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了一般性社会调查,对学生样本的实验室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同性恋行为和把同性恋看作人的情感反应两个方面。1974年美国编制了同性恋态度量表。Melanie C. Steffens, Dr. rer. Nat(2005)通过外显量表和内隐联想测验对德国大学208名学生进行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内隐联想测验是按照IAT的基本实验程序进行,共5个步骤,外显态度是通过量表来完成。认为外显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而内隐态度相对消极,除了一些女性被试认为他们对女同性恋的内隐态度和对异性恋一样积极。尚且没有单独以医学院校大学生为被试的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
3.2 国内研究
3.2.1外显态度相关研究汪亮等人于2003年对粤、港、澳三地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进行调查发现,粤、港、澳大学生对于同性恋的认识和态度不尽相同;三地大学生均认为社会对于同性恋应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宽容,但大多数学生并不认同同性恋的性爱方式,同时也认识到同性恋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性。刘雪红于2006年下半年采用自编问卷进行了一次关于“香港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的调查实践,回收164份有效问卷,结果发现:对男女同性恋者的不同接受程度、对同性恋者的当面行为的态度、对同性恋题材的影视剧的态度、对不同同性恋对象的态度,以及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态度等,都受到性别、宗教、与同性恋者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学系、男女、身边同学朋友的态度对其没有影响。
目前,大陆地区关于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自编问卷以综合院校或师范院校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研究。如张涵、郑小蓓、张笑笑、衣英欣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自编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问卷或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施测,测量工具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并对态度及其维度进行了科学的划分,结果发现,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与其认知情感有关系,性别、成长环境、是否为独生子女、学科、第一次接触“同性恋”的时间等因素成为研究中可以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吕少博等使用同性恋态度问卷对师范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进行研究,主要从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两个维度分析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现性别、专业、是否为独生子女、性交方式等方面分析态度的差异。以医学院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很少,陈财英等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南宁市高校大学生进行对同性恋态度的调查,发现南宁市高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较低,在接受性教育方面,只有91%的大学生受过系统的性教育,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及医学生对同性恋权利的认可程度分别高于男生和非医学生。李钟艳对250名医学专科生进行了同性恋的认知调查,不同性别的医学专科生在对同性恋的认知程度和性观念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张雪芬从社会学角度对山西省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认同进行调查。从心理学的角度,尚未发现单独以医学院校大学生作为对象的研究。
3.2.2 内隐态度相关研究黄伟东使用GNAT程序对50名大学生进行内隐同性恋态度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内隐同性恋态度倾向于消极;男生的内隐同性恋态度比女生更消极。
3.2.3 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相结合的相关研究使用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的仅有台湾私立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涂沅澄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陈学志,以主修心理学和辅修心理学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自编“大学生同性恋态度量表” 并进行施测测量外显态度,同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内隐态度,并将其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大学生群体虽于外显态度量表上表示自己不会排斥同性恋者,但于内隐测量程序中却是对同性恋者持有内隐的排斥态度。
3.2.4 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中具有一些局限和不足:①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综合院校(包括一部分医学生)、师范院校大学生,尚且没有单独以医学院校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②研究方法。外显态度的测量除了对美国1974年同性恋态度量表进行修订外,更多地使用自编调查问卷或量表,形式都是单选题和多选题;内隐联想测验中目标概念均使用与同性恋或异性恋有关的词语,而没有使用其他刺激材料代表目标概念。只有台湾的文献中进行了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外显和内隐态度相结合的研究,但其对象是主修和辅修心理学的学生,缺乏一定的代表性。③研究内容。目前对同性恋态度主要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对认知维度研究的比较多,没有考虑到其他维度存在的可能性。编制问卷题目的过程中有的只考虑对同性恋整体的态度,有的只考虑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态度。
《中国性科学》2011年第三期